兩個悖論
弗洛伊德泛性論在西方造成的不良影響有目共睹：幾乎在一夜之間，人們從閉口不談性問題，突然轉為狂熱地著魔於性問題，從“我愛你”一下子變成“我要你”，一下子把性從**中“成功”地分離了出來，並從此取代愛，遂導致性的放縱、愛的荒蕪和人的冷漠。
那麽在中國，問題顯然要複雜一些，當下我們的婚姻觀和性倫理道德，正處於一種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狀態，既沒有傳統的統一和安定，又沒有西方國家那種比較能使大眾習以為常的開放和自然。
我們的矛盾在於：既對時髦的東西吸收過快，又對陳舊的東西牢守不放。因此，我們在性與愛、**與婚姻的關係上，觀念進進退退，行為不論是非，典型的“包二奶”現象，是現代商業社會裏**分裂的畸形產物，最具“中國特色”，西方不存在這一現象，所以它並非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而隻是封建殘渣的死灰複燃，這一點，尤令人深思。
這是悖論狀態之一。
悖論狀態之二：作為現代中國人，由於自我意識的覺醒與培植比西方人來得要晚和沒有豐厚的基礎，一方麵是自我意識的不斷增強，一方麵又覺得個人的“我”變得越來越無足輕重。
我們在急遽變化的社會生活中，無法以蒼白的情感，對時代的缺失進行創造性的補償。因此，我們很難在心靈上向別人證明自己的價值，隻好求助於金錢和性這類更快捷更直接的刺激物。
無須諱言，我們從來沒有今天這樣心照不宣的價值觀：市場的可怕不在於出賣，而是賣得太便宜，而一旦賣得太便宜，對不起，宰你沒商量，那隻能是“假冒偽劣”之類了。
我們也從來沒有今天這樣摒棄道德和愛的性放縱，愛是“軟件”，看不見摸不著，而性才是“硬件”，實實在在。我們在操作性時，由於越來越乞靈於**技巧，已使它變得越來越“非人化”，人們企圖通過性來擺脫人生的孤獨、焦慮和疲憊，實際上反而加劇了這種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