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學人中我最欽佩的是魯迅與王國維。但我很抱歉，在兩位先生生前我都不曾見過麵，在他們的死後，我才認識了他們的卓越貢獻。毫無疑問，我是一位後知後覺的人。
我第一次接觸魯迅先生的著作是在一九二〇年《時事新報·學燈》的《雙十節增刊》上。文藝欄裏麵收了四篇東西，第一篇是周作人譯的日本小說，作者和作品的題目都不記得了。第二篇是魯迅的《頭發的故事》。第三篇是我的《棠棣之花》（第一幕）。第四篇是沈雁冰（那時候雁冰先生還沒有用茅盾的筆名）譯的愛爾蘭作家的獨幕劇。《頭發的故事》給予我的銘感很深。那時候我是日本九州帝國大學的醫科二年生，我還不知道魯迅是誰，我隻是為作品抱了不平。為什麽好的創作反屈居在日本小說的譯文的次位去了？那時候編《學燈》欄的是李石岑，我為此曾寫信給他，說創作是處女，應該尊重，翻譯是媒婆，應該客氣一點。這信在他所主編的《民鐸雜誌》發表了。我卻沒有料到，這幾句話反而惹起了魯迅先生和其他朋友們的不愉快，屢次被引用來作為我乃至創造社同人們藐視翻譯的罪狀。其實我寫那封信的時候，創造社根本還沒有成形的。
有好些文壇上的糾紛，大體上就是由這些小小的誤會引起來了。但我自己也委實傲慢，我對於魯迅的作品一向很少閱讀。記得《呐喊》初出版時，我隻讀了三分之一的光景便擱置了。一直到魯迅死後，那時我還在日本亡命，才由友人的幫助，把所能搜集到的單行本，搜集了來飽讀了一遍。像《中國小說史略》一書，我隻讀過增田涉的日譯本，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讀過原文。自己實在有點後悔，不該增上傲慢，和這樣一位值得請教的大師，在生前竟失掉了見麵的機會。
事實上我們是有過一次可以見麵的機會的。那是在大革命失敗後的一九二七年年底，魯迅已經辭卸廣州中山大學教務主任回到了上海，我也從汕頭、香港逃回到上海來了。在這時，經由鄭伯奇、蔣光慈諸兄的中介曾經醞釀過一次切實的合作。我們打算恢複《創造周報》，適應著當時的革命挫折期，想以青年為對象，培植並維係著青年們的革命信仰。我們邀請魯迅合作，竟獲得了同意，並曾經在報上登出過《周報》複刊的廣告。魯迅先生列第一名，我以麥克昂的假名列在第二，其次是仿吾、光慈、伯奇諸人。那時本來可以和魯迅見麵的，但因為我是失掉了自由的人，怕惹出意外的牽累，不免有些躊躇。而正在我這躊躇的時候，後期創造社的幾位朋友回國了，他們以新進氣銳的姿態加入陣線，首先便不同意我那種“退攖”的辦法，認為《創造周報》的使命已經過去了，沒有恢複的必要，要重新另起爐灶。結果我退讓了。接著又生了一場大病，幾乎死掉。病後我亡命到日本，創造社的事情以後我就沒有積極過問了。和魯迅的合作，就這樣不僅半途而廢，而且不幸的是更引起了猛烈的論戰，幾乎弄得不可收拾。這些往事，我今天來重提，隻是表明我自己的遺憾。我與魯迅的見麵，真真可以說是失諸交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