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一生是在文化衝突的旋渦中度過的一生。他感受到了外來文化的最大衝擊，也體驗到了傳統文化衰落的最大悲哀。長期的軍人生涯和曾國藩的影響，造就了他道學家冷峻的麵孔、不羈的個性與對陸王心學的喜好，釀成了他自負的狂人氣質。傳統文化賦予他最多的是儒學氣味，最少的是老莊風骨。在他身上，自大與自卑，崇實與尚虛，理想主義和現實功利主義，兩兩對立而又和諧共存。曆史輪到他發言的時候，傳統文化已經折騰了幾個正反題的輪回：否定、肯定，再否定，民族文化的反思也在幾十年的蹣跚之中深化到了一個相當的層次：思想意識。
然而，當曆史的反思進入到這一層次時候，原來的思考卻又會重新困擾著人們：振興實業與改良精神的因果之爭，先後之爭，變成了那個古老的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哲理難題。正如有的論者指出的那樣，唯智論的幽靈一直遊**在近代中國的思想界，許多人對思想意識決定的預設深感興趣。相信人的精神可以化為最終趕上、超過西方列強的物質力量，把民族複興的希望寄托在國民精神的改造上，或寄情古代道德的複歸，或著眼於西方精神的引入，在雞先蛋先的爭論中，不期而然地作出了習慣性的結論。
蔣介石也是一個執拗的唯智論者，他堅信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越，依戀於傳統道德的魅力，自負於民族的悠久曆史。雖然，他清醒地感覺到東西方民族物質文明的優劣，國民素質的高下，但卻牽強地把造成這種差距的原因歸咎於文化上無自信和道德的敗壞、習俗的不良。他的文化觀基本格調是複古和向後的，基本情感是自負與自卑的混雜，其內在動機則是為他架構集團道德提供一種文化上的自信。因此，從更深更廣的視野來看，這樣一種文化觀決定了他整個維係意識的大體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