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樹春風有兩般，南枝向暖北枝寒；
現前一段西來意，一片西飛一片東。
這是蘇東坡與秦少遊爭論“虱子是什麽做的”時，佛印禪師為他們兩人下評語所吟的詩偈。多年來，我一直朗朗上口，對於其中“皆大歡喜”的意境心儀不已。直至數年前，在吟誦之際，才驀然覺醒：這不正是我向來做人處世所抱持的原則嗎？
回想起來，早在三歲那年，我就具有“皆大歡喜”的性格。那時家境不好，一片供過佛祖的糕餅、一塊路上揀來的奇石，我都如獲至寶般，與玩伴們共同分享。每逢年節，我拿不動家裏的糖果罐，往往使盡力氣，把它拖到庭院裏，邀請左鄰右舍的小朋友一起過來吃糖，街坊鄰居都取笑母親養了一個傻兒子。我那時還不懂得大人們持家艱辛，隻是看到大家吃得歡喜的模樣，就打從心底高興起來，所以樂此不疲，也就顧不得別人的揶揄了。
十二歲時，我入寺出家，雖然過著和世俗迥然不同的生活，但是我待人處世皆大歡喜的原則，未曾稍改。後來，我沉潛佛法日久，慧解與實踐相互印證，漸漸體悟到佛教教義中的慈悲喜舍、愛語利行，正是要眾生皆大歡喜，於是我更加信受奉行，始終不渝。
在多年的參學弘法生涯中，我不曾以公物私惠好友或親人，而總是想盡辦法，讓大家利益均沾，皆大歡喜；我未嚐因小禍而加害於人，反而寧己受苦，使眾人免受責難。遇有好文，我傳遞閱覽，和同門學侶共賞佳句；逢有善事，我也轉告四方，與同參道友互相勉勵。老師處罰大家，我一人挺身而出，代眾受責；同窗受到欺負，我也自動前往關懷，為其解困。
一九四九年，我來到台灣，初時在寺院裏從事雜役，每於工作之餘，閱藏撰文，後來發現不為寺眾所認同，雖然心中對於時人之貶抑文教，深感不以為然，但是為了讓大家皆大歡喜，我白天付出全部的勞力，勤苦工作，晚上才集中精神，挑燈夜讀。平日我隨眾學習客家語言，和大家打成一片，到了住持長老開示時，我為他即席翻譯，使當地各方人士都能共享法喜。一年下來，贏得了大家的尊重，住持甚至有意安排我到他派下的道場法雲寺擔任住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