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法是家務，利生為事業”，弘法利生是僧信的責任與使命，曆代高僧大德，有的以講說度眾，有的以慈悲濟世，有的用梵音弘法，有的以苦行[1]示範，所謂方便善巧，隨緣度化，這便是弘法利生最佳的寫照。今從各個層麵列舉弘法利生的人物特色及貢獻。
在詩[2]、詞、書[3]、畫[4]方麵，曆朝人物中知名者眾多，例如：唐朝王維[5]的“詩趣禪機”，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清末八指頭陀寄禪的“洞庭波送一僧來”[6]一詩堪稱絕作；宋朝蘇東坡的“焰口召請文”，道盡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情懷；東晉王羲之的行書《遺教經》；南唐李後主[7]的辭章淒美，描述世事苦空無常，哀怨動人；唐朝懷素有“書法草聖”之稱，所書《金剛經》一卷，被喻為稀世之寶；唐朝柳公權的楷書《心經》，清末林則徐繕寫的“行輿日課”等，均流傳於世。另外，八大山人[8]等明末四大畫僧[9]的書畫，唐末貫休的“十八羅漢圖”，民國豐子愷的《漫畫護生畫集》，民國張大千的“洞窟臨摹佛像畫”，皆為繪畫藝術的瑰寶。
在文學[10]方麵，如：南朝劉勰的《文心雕龍》、謝靈運的《辯宗論》，唐朝白居易的淨土詩詞，以及北宋歐陽修的撰文向佛，皆使文學蘊含信仰，啟迪人心。
科學方麵，唐朝一行禪師製訂“大衍曆”，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曆法，因而被尊稱為中國四大科學家之一[11]；民初王小徐發表《佛法與科學的比較》、尢智表以《一個科學家研究佛經的報告》，以及李恒鉞教授《向受過現代教育的人介紹佛教》等，在在證明佛學的理論無不符合科學的觀念。
在曆史方麵，有梁代慧皎、唐代道宣、宋代讚寧、明代如惺等所著作的高僧傳，合稱為“四朝高僧傳”，使佛教僧傳史淵遠流傳。民初湯用彤[12]撰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思想史》、蔣維喬編撰《中國佛教史》，這些著作都很有係統地建立了中國佛教史的架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