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在佛光山台北道場舉行海峽兩岸學術會議，我應邀和學者們座談，席中一位教授說，目前中國大陸有一批學者專門研究“人學”，他就是其中之一。我聞言愣然，民眾們逐漸覺醒“物”以外還有“人”的存在，“人”才是世間最重要的學問。我告訴與會人士，光是在表麵上研究“人”還是不夠的，必須還要研究“心”，因為人是色與心和合所成，必須將物質與精神調和，才能徹底將“人”做好。人學的重要，誠然不虛。
記得小時候，外婆送我到私塾上課，第一天老師隻教我一個“人”字，此後把“人”做好成為我一生的目標。所以我先從孝順長輩上做起，為了孤苦的母親，我將平日的零用錢、過年的壓歲錢節省下來，給母親買點心回家，讓兒女們的歡笑聲衝淡母親內心之慟。年過六十，我與分離四十載的母親晤麵之後，便設法迎養孝敬，晨昏定省，並效法老萊子彩衣娛親的精神，承歡膝下。甚至我愛屋及烏，盡量為舅父、兄弟姊妹解決問題，使得大家和諧安樂，好讓母親安心。
十二歲出家時，師父誌開上人送我到佛學院念書，我進一步了解心是萬法之源，學做“人”必定先要調心。由於體會到心中有“人”，為“人”著想是做“人”的先決條件。所以，為了讓師父歡喜、放心，我精進奮發，力爭上遊；為了讓擔任住持的師兄在寺裏專心管理寺務，我經常下山走上百裏路程作經懺佛事，來往於土匪出沒的村落之間，並且自願在春節前夕挨家挨戶募化道糧。在隆冬之際，我將僅有的一件棉襖送給同窗宏度，又把難得的一件長衫讓給好友煮雲，我深深感受到“人”與“人”之間若能相親相愛，宇宙何其寬廣。
來到台灣，信徒日增，為了他人的需要，我可以說是日日為人辛苦，日日為人忙碌。朋友一通來訪的電話，我倚門遙望，掃榻以待；信徒們有喪葬佛事，我在忙碌之中，超速開車，及時與會，拈香說法；承諾的結婚喜事，即使在偏遠的鄉下，在淋漓的雨天，我也穿梭於雷電交加的羊腸小徑，設法到達，為其祝福盟證，甚至日後還要關心他們生兒育女問題。像蔡固議居士一家三代，都是我為他們取的名字；郭本雲的五個兒女，李一平的三個童稚，我代為養育多年，後來幹脆擴改為育幼院，專門收養一些龍的傳人。在人群大眾中為別人奔波辛勞，我一點也不覺得苦，因為我從“人”的身上，學習到謙和忍耐、慈悲包容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