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雖然沒有“檀講師”的製度，但這些在家居士都能撐持起佛教，尤其他們的品德、為人，在佛教裏都堪稱楷模。記得我曾多次到台東訪問，始終不會忘記海山寺的吳修然居士。
那時應該是一九五一年後，我幾次前往都承蒙他接待，雖然後來他雙眼失明，身體健康不佳，但並沒有減損他對台東佛教的關心，一再希望多邀請法師到台東弘法。
到了一九五四年，修和法師在吳修然之後繼任海山寺住持，他是我一九五二年在新竹主持台灣佛教講習會的學生，年輕有為，不但重建海山寺的大雄寶殿、大慈講堂、藏經樓等多項工程，尤其創辦海山幼稚園、組織念佛會、定期舉辦講經法會等，振興海山寺成為台東最富文化氣息的大道場。可惜後來因為“吳泰安事件”，與高雄的餘登發同時入獄，最後不幸冤死獄中，讓人無限痛惜。
台東的佛教，讓我感念台灣東部人民的純樸、善良，所以一心希望有所貢獻於當地社會。後來佛光山就在花蓮建了月光寺，在台東興建日光寺，期盼能讓正信的佛教，在花東地區真如“旭日東升”，佛光普照。
二〇〇三年，承蒙台東市政府與當地娜魯灣集團出資興建的一座大橋，本來要叫娜魯灣大橋，後來因為日光寺的關係，同時也取意於“太陽從台東升起”，因此改名“日光大橋”，並且邀我主持通車典禮。後來更因為娜魯灣董事長林炎煌先生的護持，我在台東也興辦了一所“均一中小學”，讓我對當地的佛教，也算略盡綿薄，聊盡於心了。
為台東日光大橋主持通車典禮（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早期台灣佛教的信徒都很善良，可以說都是仁人君子，都很有道德心，很有弘法的熱忱，是真正發心在護持佛法，很少有人會想要利用佛教來壯大自己，因為那時也沒有說要選議員，或要爭取民意代表，完全是為了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