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居士本來是“國大代表”，記憶中應該是湖北保康縣人士，皈依過太虛大師，也曾經做過佛教會的秘書長。我們在台北見麵時，他開口、閉口都是要弘揚佛法。他認為，社會的前途維係在佛法的發展上，有佛法，才有社會的公平正義；有佛法，民間才知有因有果；有佛法，才能安定人心；有佛法，才能改善風氣。
他的年齡並不是很大，我記得那時候大概隻有四十多歲，怎麽樣當到“國大代表”，就非我所知。不過，他經常也很老大地告訴我們弘揚佛法的技巧。例如：“你們法師們能說法給信徒聽，當然最好；不能說法，也要會懂得發心聆聽別人講說他的家世、他的故事。好比一位老太太來了，跟你說她的兒子如何如何、她的媳婦怎樣怎樣；你要很耐煩地傾聽，你要和她站在同一個立場，聽她敘說；她說完了，必然會覺得很開心。”我感到他這樣的說法，不就是佛法中“四攝法”裏的“同事攝”嗎？
他又跟我們說：“你們出家人會講經說法固然很好，不會講經說法，你有笑容，你見到人，給人一個微笑，給人一個點頭；不可以隻是希望別人對你恭敬，那種自高自大的態度，是不能度眾生的。你要能謙虛、柔和、微笑待人，能夠這樣做，你不必要有語言，也會有信徒跟隨你。”他說的這個道理，不就是“四攝法”中的“布施歡喜”嗎？
受鳳山佛教蓮社之邀講經。我右側為煮雲法師，左側為《菩提樹》雜誌社主編朱斐居士（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二日）
甚至他也經常引用《華嚴經》裏的開示，“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發表許多“為人服務”、“給人方便”的意見。我在台北善導寺短暫的停留期中，就經常看到一些善男信女，都指定要來找黃一鳴居士。我覺得他實在是一位適合弘揚佛法的人。但後來我離開台北，也就不知道他做些什麽事，隻記得我南下佛光山開山之後，曾有一次他和藝術家楊英風先生、林錦東居士等人來山參觀。此外就少有他的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