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過韓國佛教的比丘道友，日本教界的長老同參，也令我一樣尊敬。
在一九七一年中旬，我和曹洞宗館長丹羽廉芳長老，分任台灣和日本佛教促進會的會長，那時我五十歲左右，一九〇五年出生的丹羽廉芳長老已近七十歲了，他為人愷悌仁慈，對年輕人非常體諒照顧，我把他當作長老、老師一樣敬愛。我們相互尊重，彼此合作，雙方為促進台灣和日本的佛教關係，來往非常頻繁。
與日本曹洞宗永平寺副貫首丹羽廉芳長老合影（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丹羽廉芳長老在一九七四年到佛光山訪問，接著，一九七七年我也到東京訪問。當時，他在永平寺的派下寺院“東京別院”設宴招待我們，他覺得兩地的佛教有相互來往的必要，我也讚同他的見解。
有一次，他帶我到橫濱總持寺參訪，當我看到唐朝禪宗祖師石頭希遷和尚的不壞肉身，竟然堆放在一個小倉庫裏，心中真是惆悵不已。後來又聽說，在日本一家百貨公司一場禪的展覽會上，他們也把和尚的不壞肉身放在會場上展出。那時候，我們大不以為然，我也曾試圖設法迎請回台供奉，卻總不得其門，眼見祖師國寶流落在外，心中著急不已，但也隻有慨歎無奈了。
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深感台灣和日本的來往，勢必有重大的變化。尤其當時日本一直想要和台灣斷絕“外交關係”，希望和北京建交。這是世界大勢所趨，已難以挽回，所以在參觀奈良東大寺時，我就建議他們將鑒真大和尚的聖像，送到大陸供奉，總比石頭希遷和尚被放在百貨公司展覽要好得多了。
我的意思是，希望佛教可以早於政治作友誼的聯係，這對促進雙方人民和平往來都有好處。後來鑒真大師果真在一九八〇年回娘家探親，在揚州造成轟動，計有五十多萬民眾和佛教徒前往瞻禮。但我們的報紙輿論上隻提到中日打“乒乓外交”，卻鮮少報道鑒真大師回鄉一事。其實，宗教對於社會秩序的建立、人心道德的淨化、友誼往來的促進，都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其功德是不可磨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