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青少年讀書的時候，覺得佛教要“藝文化”，因為那時候，我遍讀《三國演義》、《水滸傳》、《儒林外史》等，以及西洋小說，如：羅曼·羅蘭、莎士比亞的作品，及大仲馬的《基度山恩仇記》……但是對於佛經艱澀的文言文，坦白說，我是看不懂的。就想到佛教要通俗化、要大眾化，因此，開始虛心從事藝文的寫作及關心佛教藝文的發展。
寫作的文才，一要靠天賦，二要靠師承，我既無天賦又無師承，自感距離寫作的道路遙不可及。雖然在焦山佛學院就讀時，曾在報章雜誌投稿，也曾撰寫小詩、散文，自覺那些作品難登大雅之堂。
到了台灣之後，感於佛教衰微，任人誤解輕忽，尤其當時輿論的種種摧殘，心生不忍佛教受盡各種不平等的待遇，不願邪見猖獗，因此，發心要撰文護持佛教，弘揚佛法。初時，撰寫“童話寓言”，因為稍具藝文寫作基礎，為能力所及。後來，發表短篇小說，如《茶花再開的時候》，甚至以佛教的法物為題，撰寫一些散文、小品；之後，也試寫長篇題材如《釋迦牟尼佛傳》、《玉琳國師》等，獲得讀者的喜愛，由知名的編導，把這些作品搬上電視、電影。
這些微的成果，鼓舞我繼續從事藝文的寫作。但是，慢慢地，我感於藝文的作品重在描寫，要寫人、寫事、寫情、寫景，對社會的影響力畢竟有限，因此，在佛光山開山初期，即鼓勵佛光山的出家大眾撰寫論文，發行《佛光學報》。
但我自己仍在藝文寫作上努力耕耘，例如，把講說的內容編成《講演集》出版，主要是想，佛教應是深入淺出，用通曉易懂的表達方式，給聽者、讀者都能接受佛教。近年來，我寫的《迷悟之間》、《星雲法語》都有一千多篇，《人間萬事》也即將一千餘篇，無不本著佛法要“給人懂”的思想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