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國際的領袖當中，與梵蒂岡天主教教皇約翰·保羅二世（Pope John Paul Ⅱ）以及後來繼任的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Ⅵ）見麵，我覺得與有宗教信仰的領袖談起話來，更加融洽和諧。尤其，一九九七年我與約翰·保羅二世的會麵，非常具有曆史意義，也是值得一提。
記得那一天是二月二十七日，我率領佛光弟子近二十人到達了意大利的首都羅馬。清晨五點，外麵的天空現出微微的曙光，前來迎接我們的是駐梵蒂岡官員戴瑞明先生。戴瑞明在做駐英代表的時候，我和他就曾有過多次的交往，在梵蒂岡見到麵，他感到格外的親切。在協助我們辦理通關手續後，就帶領我們住進飯店。
才剛安頓下來，就聽說《聯合報》名記者要采訪我。這一位記者小姐采訪過很多國家的領袖，我犧牲休息的時間跟她談了大約一個多小時，後來她的訪問記在哪裏發表，我也沒有再過問了。
我們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就在單國璽和安霖澤樞機主教的陪同下，在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的個人書房見麵。我們談和平、談宗教交流，彼此交換許多意見；在對話中，他非常關心中國大陸對梵蒂岡的看法，一再問我的意見。我看他急於想要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的樣子，我也很坦白告訴他，如果梵蒂岡堅持要握有派任主教、升格主教的主權，恐怕就不容易合得來了。
應邀至梵蒂岡與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對話，就宗教、和平交換意見（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因為天主教有萬國之國的想法，中國不能接受，中國所有的神職人員，必須要由政府派任，所以中國共產黨對於天主教有所謂“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愛國教會”（或稱“三自教會”）政策，他們必須自己選擇主教，不能聽任梵蒂岡的指派等等。因此，報紙上經常談論到北京和梵蒂岡建交的問題，這都是因為他們對於教權、封聖、派遣主教等問題，各自堅持立場。其實，這和海峽兩岸的問題一樣，總是阻礙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