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字適之，出生安徽績溪。胡適先生從美國留學回到中國，在北京大學任教，後來擔任北大的校長、“駐美大使”、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是當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開拓了一個白話文學的新時代，對整個社會風氣、人文思想，造成很大的震撼與改變。
我很讚同胡適先生的想法，他說：“文章本來就是用來表情達意的，表情表得好，達意達得好，就是好文章。”他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出文學改良，必須從“八事”入手：
一、須言之有物；
二、不摹仿古人；
三、須講求文法；
四、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務去濫調套語；
六、不用典故；
七、不講對仗；
八、不避俗字俗語。
我一生推動人間佛教現代化、大眾化，提倡說法要給人聽得懂、能受用，寫文章能讓人心領神會；胡適先生改革文學，提倡白話文的看法，影響我很大，對我後來執筆寫書、弘法利生的思路，起到關鍵性的影響。
其實，佛教的經典如《阿彌陀經》、《法華經》都是白話文學，而《維摩詰經》兩萬五千字，胡適之先生稱它是世界上最長的白話詩，具有哲學的意境和文學的美妙。他說：“佛教的譯經師用樸實平易的白話文體來翻譯佛經，但求易曉，不加藻飾，造成一種白話的文體；佛寺禪門，成為白話文與白話詩的重要發源地。”
胡適
對於說話，胡適先生也別有一番妙解，他提出：
一、要有話說，方才說話。
二、有什麽話，說什麽話；話怎麽說，文章就怎麽寫。
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
四、是什麽時代的人，說什麽時代的話。
說話這一門藝術，和他所提倡的“白話文運動”，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個人認為，胡適先生就是希望每一個人要有自己的主見，不要盲目地追隨別人的看法，失去了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