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台灣的媒體，從過去的社會新聞，到內幕新聞，到隨意報道，顛倒是非，造謠惑眾，這是台灣的命運呢，還是記者太過於要討好閱聽人尋求刺激的心理呢？
二十年前，有一次我跟隨團體到日本去參拜寺院。有一天，其他團員都出去了，我沒有外出，就在飯店裏。無意間，我打開電視，見到兩位老教授，一位是中村元，另外一位已忘其名，他們正在對談生死問題。節目從八點鍾播放到十一點，中間沒有廣告，也沒有第三人出現在畫麵上，就隻是兩個人在那裏討論著生死，內容深入專研，讓人不禁動容。那一天，整個上午，不但讓我對於人生的去來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身心的平靜、安詳、自在，更是至今難忘。
這就讓我想到，其實我們台灣的媒體，報道新聞也不需要那麽樣的緊張、那麽樣的急迫、那麽樣的激烈、那麽樣的聳人聽聞；反過來，如能把這種悠閑、安靜的知見，散播給社會，還可以說台灣的媒體不能救台灣嗎？
當然，我們都知道，現今媒體的經營，有它的困難；不過，世界上的媒體也都有國家給予補助，必須要幫助政府推行政令、改善風氣。既然報紙不必自立為生，它就應該和政府緊密合作，像學校教育一樣，對這個社會實行社會的教育。如何實行社會教育呢？報壞事，更要報好事；報壞人，更要報好人；報惡行，更要報善行。
我記得，美國聖地亞哥曾經有一條擱淺的鯨魚要放生，“《中國時報》”給予全版特寫，溫馨、可愛，至今多少年來，始終讓我難忘。過去台灣的紅葉少棒隊，震驚天下，《聯合報》的追蹤報道，也讓我感覺到，做一個台灣人真是與有榮焉。
假如說像這一類的新聞能再多一點，每天都有，或者對於小人物的行事，像愛心菜販陳樹菊、青年公益家沈芯菱、世界杯麵包大師賽金牌得主吳寶春等等好人好事，能多給予報道，必然對社會人心的安定，能起到正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