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所知，一九一一年以來，有不少優秀的媒體記者，如：《大公報》的張季鸞、王芸生，《庸報》的董顯光、《大晚報》的曾虛白，一直到台灣早期《公論報》的李萬居、《立報》的成舍我、“《中央日報》”的馬星野、《自立晚報》的吳三連，還有《聯合報》的王惕吾，也提倡正派辦報；就是“《中國時報》”的餘紀忠，對於公益、環保、水利，也熱心護持。可以說，他們都是這個社會真正的中流砥柱，以文字主持公道的“筆陣群”，他們的功績不但流傳在社會，也深入到人心。甚至於世界上也有一些報紙，如《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等等，他們的報道客觀，議論持平，對世界深具影響力，如果要頒發“普利策獎”，這許多的報人，都可以成為世間的典範了。
貧僧對媒體非常尊重，在四十年前，就曾經想要舉辦類似“普利策獎”的新聞獎，以鼓勵媒體人，但是有人責怪說這是我們想要收買記者，所以後來就不敢進行了。
直到前幾年，因為貧僧老矣，自覺對社會有義務、有責任，所以籌設了“公益信托教育基金”，並且設立了“真善美新聞傳播獎”。為了讓媒體都能走上真善美的境界，我邀請高希均教授、張作錦先生等人做評審委員，給予優秀的記者獎勵。現在已經六屆過去了，我從來沒有幹涉過一件事，也沒有推薦過一個人，就讓高教授他們那一班委員公平公正地去審核。
為什麽要設置這個獎項？主要的，是希望讓社會有公義、有公道，讓一些有為的媒體記者，在這一個時代裏，能以他們的筆杆救世界、救社會、正人心，做社會的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