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有一次到花蓮監獄布教，裏麵有兩千多名年輕重刑犯，都是十年以上的重刑。我在講演的時候，就跟他們說，假如你們都跟我出家，我帶領你們為社會做好事功德，我們不但改變了社會，也改變了自己。
我也曾在土城監獄舉辦過短期出家，傳授三皈五戒；好幾年前，我到高雄女子監獄，和六百名年輕女性的受刑者講話，得知她們大部分都是因為丈夫違反了“票據法”或吸毒，而她們做替罪羊代夫坐牢，我覺得婦女偉大的情操，男人真是要自愧不如。
貧僧也曾想設立監獄與社會之間的“中途之家”，因為受刑人釋放了以後，社會不容易接受他們，他們也不容易適應社會。希望在刑期快滿前數月，把他們交來給寺院，我們給他們心理上的輔導、關懷。再說，監獄裏的管理大多“不可”，不準站、不準坐，不準這樣，不準那樣，我想，在合法的情況下，在寺院裏允許他們這樣、允許他們那樣，讓他們學習用積極、和善、慈悲心回到社會服務，找回自信心。我想，因為刑期快滿了，他們應該也不至於會逃跑，免得重蹈刑罰。
但是，我這樣的想法，並沒有獲得認可，“法務部”基於法令上的種種限製，尤其怕受刑人真的逃亡，沒有人敢負責。原本我們預備提供兩個寺院做這件事的，後來沒有成功，我也深以為憾了。
不過，“法務部”也跟佛光山慈悲基金會配合，我們在台南明德監獄，認領了一個戒治班（戒毒村），由佛光山的法師在裏麵布教，我也因此和前後任的“法務部長”廖正豪、馬英九等多次交流。
回憶起一路走來的弘講因緣，也不是一開始就有這許多人聆聽的。一九五三年，有一次貧僧在宜蘭講經，因為時值六月，天氣炎熱，時間到了，我站在講台上，下麵空無一人。因為我一生要求自己守時、守信，所以當我在台上站好了以後，也不管它台下沒有人，就開講了。在場外一二十位乘涼的民眾，才陸續跑進來聽講。貧僧最初的弘講，也曾有過這樣的尷尬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