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沈家楨居士邀請我擔任“密勒日巴學人獎學金”的審查委員，每次從高雄到台北開會，都有六百塊錢的車馬費。有一次，我認為論文的獎金應該要提高，因為重賞鼓勵之下，才有人願意為佛教著書立說，隻有三千元，要人寫五萬字的論文，實在微薄，應該要五萬元。
但是主席南亭法師，三番五次地叫其他委員不可以聽我的話，並且怪我不可以有如此的建議。因為同樣的態度欺壓，一而再，再而三，終於讓那時年輕氣盛的貧僧不能忍耐，桌子一拍，就說：“你憑什麽倚老賣老！”便拂袖而去。自己想來，愧對長老，不該忤逆犯上。實在說，青年僧伽通過這許多長老的言論、思想而能夠在佛門生存，實在不容易！正如李敖先生說，中國的老人，不但不肯交棒，還要給青年人當頭一棒。
再有，白聖法師以“中國佛教會”理事長之尊，三番五次阻礙我赴海外訪問的機會。有一次，越南的禪定法師知道台灣的情況，特地專函邀請我到越南，參與他們的社會福利基金發展會議。當然“中國佛教會”也受他們邀請了。
那個時候去海外，都需經事前的會議，要由國民黨來隨隊監視，才可以赴海外，貧僧知道要去海外一定要跟隨他們的團體。我從高雄坐夜車，到了台北，正逢他們即將開會，白聖法師一見到我就問：“你來幹什麽的？”我說：“越南也邀請我去開會，我想來參加會議啊！”他又對我說：“我們大家都不歡喜你，你回去吧！”
我一向很有節製，但那個時候，刹那之間，我實在反應不過來，不過我還是忍耐，跟他說聲謝謝，就回頭了。我走到會場外麵，會議中的“立法委員”莫淡雲女士跑出來說：“你就這樣子回去嗎？”我說：“不這樣回去，我又怎麽辦？”我想她也無能為力，所以就走到火車站，搭火車回到高雄。抵達時都已經是傍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