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有機會，受大醒法師之邀，要我擔任台灣佛教講習會的主任秘書，其實就是一個佛學院的教務主任。我自知沒有行政的經驗，哪裏能做秘書呢？後來種種的陰錯陽差，隔了一段時間，我還是到了新竹青草湖靈隱寺，擔任起教務主任來了。那個時候，警察不準我們外出，可是佛教會要我們每個星期到新竹市區講說佛法一次，每次外出，都必須要向派出所請假允許才可。其實，說來好聽，名義上做教務主任，事實上是畫地為牢。
一九五三年新舊曆年間，講習會遷移到台北，因此我也就得以脫身，離開了新竹，受邀到宜蘭講說《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這是一部由日本人森下大圓寫的著作，我邊學日文邊翻譯，很受台灣讀者的重視，也就邊講說這部經典了。
那個時候，台灣距離“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已有一段時日，社會上的“三七五減租”、鄉鎮長的選舉，社會白色恐怖的氣氛，已經有所改善了。但是，我在宜蘭，經常受警察不斷的騷擾。比方，每個星期半夜叫我起來問話，甚至於弘法時，因為放映的幻燈片上有日文的字樣，都受到警告、監視。不過後來，因為對傳道的熱心，我也把生命都豁出去了，與各地的警察經常捉迷藏。慢慢地，終於為台灣的佛教走出一片天地。當然，其中艱難困苦的辛酸，就不是一兩句話可以道盡的了。
貧僧一生的歲月，在國家、社會層麵遇到的不平不談，就是在佛教裏受長老們的壓迫，雖不能說罄竹難書，也是不止多次了。例如，我為東初法師編輯《人生》雜誌時，替他趕在交代的前一天晚上，從江子翠走到萬華火車站，再到台北轉車到北投。下了車，外麵正下著毛毛細雨，貧僧怕雜誌淋濕，脫下長衫，把它包起來，扛在身上，爬上了山頂，好像已經將近夜晚十一點鍾了。發行人東初法師看到了也非常歡喜，就對我說，你很負責任。因為太晚了，沒有交通工具沒辦法回台北，就留下來，住在法藏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