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四八年的春天，我回到了南京。當時在南京華藏寺，由智勇法師擔任住持，我們是同學，情同手足。他一見到我回來，忽然就說他不要做住持了，要把住持讓給我，所以，我在南京華藏寺做過短期的住持。因為那個時候正發生“徐蚌會戰”，路邊的死屍很多，智勇法師發心做“僧侶救護隊”，去收埋路邊這許多的死屍。他招募隊員半年以後，也招募了一二百人，共同參加僧侶救護隊。但那個時候，有人認為他們的行為不對，怎麽可以把不知姓名的人埋葬了，讓他們的子孫找不到他們過世的家人？這個工作應該要先接受訓練。
但到哪裏去訓練呢？他們說要到台灣去訓練。智勇法師忽然就放棄了組織僧侶救護隊的行動。我覺得他的決定不當，因為你邀約了那麽多人，怎麽可以半途而廢呢？我就說：“你不去，我去。”當時有許多人說要到延安大學去讀書，也有人說要到台灣的國民黨那邊去。我們年輕，根本就分不清國民黨、共產黨，因為關閉在寺廟裏麵，對社會的情況不太了解。不過，在南京，已經由家師接洽他的朋友孫立人將軍，因此我就奉師父的命令，拿了他的十二塊銀圓到了台灣。
決定要到台灣的時候，也有人叫我要到延安，我也搞不清楚台灣和延安，也搞不清楚國民黨、共產黨，隻想到要有路可走，就這樣，我也糊裏糊塗的，在太平輪失事後不久就從上海乘船到了台灣。這是在大陸最嚴重的一次受難經過了。
大師與參加“僧侶救護隊”渡海來台的法師合影
我到達台灣，是一九四九年的春天，剛過完年不久。雖然遇到一些困難，差點引發我生命的危險，又掛單不著，前途渺茫，不過也不算苦難。感謝吳伯雄先生的父親吳鴻麟老先生幫我辦了戶口，讓我可以留下來，後來居住在中壢圓光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