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講述創辦西來大學之前，我應該先說一說中國文化大學印度研究所。
一九六七年，我在佛光山開山建寺以後，致力推動弘法利生的事業。在那個時候，興辦大學的念頭，一直在我心中醞釀著。
我沒有教育背景，也談不上什麽知名度，要辦一所大學談何容易？但最早請我參與大學教育，也是第一位與我有緣的大學校長，不容諱言，就是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先生了。
張其昀先生，一九〇一年出生，寧波人。他的學問很好，是教育家、史學家，也是地理學家。他曾擔任過“教育部長”、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在那時的體製裏，有他一定的地位，但籌辦中國文化大學，就不是那麽容易了。因為“教育部長”和“黨部秘書長”的職務，都有國民黨做背景，但中國文化大學是獨資創辦，光在經費上，就不是那麽簡單一下子就能成功的。
在一九八〇年，中國文化大學創校十八周年的時候，張創辦人邀請我到文化大學擔任“印度文化研究所”的所長，並且邀請慈惠法師擔任“日文”和“原始佛教”課程的教授。他曾比喻：學術是一座五重塔，依次而上是人文、藝術和哲學，最上一層是宗教，居學術界的頂點。因此，必須為社會培養這樣的人才，於是成立了“印度文化研究所”，成為台灣第一個有關宗教文化的研究所。
我敬佩於他的宏觀，但我交不出完整的學曆來擔任所長，承蒙他對我也不計較，後來就以美國東方大學（Eastem University）頒贈給我的榮譽博士學位，當作是我的學曆，在文化大學擔任研究所的所長，甚至也是“教育部”博士學位的審查人。
還記得當我準時赴約上華岡的時候，他把校內的一級主管都安排在禮堂歡迎我，並且在致詞的時候說：“中國文化大學辦在華岡，華岡就是一所叢林寺院，我們今天歡迎叢林的方丈大和尚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