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學術活動，接下來要說到我為什麽創辦學術刊物了。
從過去以來，我感覺到佛教的經律論浩瀚艱深，阻礙佛教的弘揚和發展，所以一直沒有刻意去推動佛教學術化。雖然佛光山開山十周年時，我創辦《佛光學報》（一九七六年創刊，後輯成《一九七六年佛學研究論文集》），邀請過海內外學有專精的學者如東初、印順、慧潤、達和、楊白衣、張曼濤、遊祥洲、鬆本三郎等撰寫論文，但我始終把學術研究規範在少數人的學術會議上，從沒有對社會大眾熱烈地宣揚；甚至佛光山編纂《佛光大藏經》、《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乃至資助張曼濤編印《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等，也都是低調處理。
其實，在佛法的弘揚上，我一直希望能用大眾容易接受的方式，來表達佛法深奧的妙理，因此佛光山出版過不少大眾化、藝文類的佛教讀物。不過現在佛教的層次已經慢慢提升，學術應該輔助文學的發展。
於是我想到，佛光山的弟子到世界各地留學，所撰寫的碩士、博士論文為數不少，與佛光山友好的學者，從台灣到中國大陸，從本土到世界各地，除了以上提到的人士，還有日本的前田惠學，韓國的洪潤植，美國的溫斯坦、恰波、華珊嘉，大陸的樓宇烈、賴永海、方立天、湯一介，台灣的唐君毅、牟宗三等，他們的學術、思想、理念，都可作為現代人治學的典範，學術研究之參考，因此在二〇〇一年元月，我又創辦《普門學報》，委由弟子滿果擔任主編。
《法藏文庫·中國佛教學術論典》共百冊，搜集了近三十年來兩岸學者之碩、博士佛學論文（二〇〇一年八月）
與此同時，大陸學者程恭讓教授和弟子滿耕都曾和我提到，大陸學術界有不少的碩士、博士學位論文，主題多元、視野開闊。我想，大陸在曆經“文革”前後的數十年間，還能有那麽多人研究佛學，相當難能可貴，於是也請他們幫我收集這些學術論著。雖然裏麵有很多意見都是對佛教不友善，或者對佛教的義理不甚了解，但是我認為能夠留下這個時代的人對佛教的看法，讓它存在於曆史，也是相當有意義的事，因此還是把這些論著輯成《法藏文庫·中國佛教學術論典》出版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