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先生，一九〇九年出生，四川宜賓人；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受邀來台參加活動後，就經常來往台、港之間；後來在一九七四年應台灣大學哲學係邀請，從香港來台擔任客座教授。在我開山兩三年後，大概就是一九七〇年代左右，他曾經特地來佛光山訪問，在山上盤桓半日。他是國際哲學界公認為“當代新儒家”的一位代表人物，也是香港新亞書院的創辦人之一。唐君毅先生在任教新亞書院期間，廣邀學界名宿來校主講文化講座，使得香港成為研究中華文化的重鎮。
我除了為他介紹佛光山開山、辦學的理念，並且向他請益有關辦學的理念想法，彼此相談甚歡。後來，他又邀約我到澄清湖附近他的住所拜訪、長談。和他講話，可以感受他溫文儒雅的風範，絲毫沒有一點疾言厲色，實在是一位泱泱大儒。
率弟子慈容（左一）、慈惠（左二）、慈怡（右一）等至高雄澄清湖畔拜訪唐君毅教授（右三）（一九六九年）
他曾說，世間上，沒有比自由民主更好的東西。確實，自由民主，是社會大眾共有的財富。但我認為，除了自由和民主，還要有平等、歡喜、幸福、安樂，這才是人間最可貴的。
記得一九五六年他在“人文友會”演講時，談到“人學”之道。他說，做學問完全是個人的事，任何人幫不了忙，就像我餓了，除非自己去吃飯，不然任何人都不能幫忙。這樣的說法，和禪宗的思想是一致的，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自古以來，參禪悟道的大德，任誰不都是自己親證真理的嗎？
唐君毅先生滿腹經綸，為人氣勢宏大，但生於亂世的他，一身的才情與抱負卻無處可施展，所謂“英雄無用武之地”，實在令人慨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