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四九年，我初到台灣的時候，每天的精神食糧，除了佛經以外，就是閱讀《中央日報》副刊或《中華日報》副刊。郭衣洞（柏楊），就是那時候常常出現的副刊作者。不過坦白說，那時候我看得出他很年輕，知道在藝文界中，有“郭衣洞”這一號人物。
由於我習慣每天看報紙，早期報紙副刊上的文藝作者，大部分的名單都在我的腦海中如數家珍。但是後來忙於弘法度眾，實在沒有時間去閱讀副刊，慢慢地，興趣也就轉到了體育版。
當時，每天一份報紙，就是生活的重點，體育版的體育新聞，就是每天的希望。後來，又因為我們參與的體育競賽，像籃球等，經常打敗仗，明明可以贏的局麵，到最後都是以幾分之差輸了，也曾經氣憤得不看體育新聞。於是我又把興趣轉為閱讀一些文藝作家新的作品，如筆名鄧克保（柏楊）的《醬缸》、《醜陋的中國人》、《異域》等。從字裏行間中，我覺得他已經不是我一九四九年認識的郭衣洞，這時，他已經成為大作家柏楊了。
一九六七年佛光山開山後，每天為了工程的進行、經費的籌措而忙碌，我也沒有多餘的時間去看報上的文藝作品。在開山期間，原來喜愛文學的我，幾乎一度成為土木工程師了。
就在這個時候，忽然聽說柏楊先生為了一篇連環漫畫《大力水手》，被政府逮捕、判刑，後來送到綠島拘禁。有“原子能之父”之稱的孫觀漢教授，一直為他大力奔走呼籲，尋求營救，要求釋放柏楊。我覺得當局們的肚量也太小，台灣已經自由民主了，隻是一點言論，有這麽嚴重的罪過嗎？我也為柏楊感到不平。但是那時候，像孫觀漢這樣的科學家，對台灣原子能的發展有這麽重要的貢獻，他十年如一日的奔走呼籲，都沒有辦法，我們哪裏有什麽能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