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在台灣推動佛法，因民風未開，遇上不少阻礙。記得我在宜蘭初次講經時，警察不準我公開說法；一些不信佛教的居民在殿外喧鬧幹擾；每次外出弘法，都必須到派出所請假；甚至為了使講經說法更生動活潑，有時我用黑板、圖片、幻燈機來配合講演，但是警察卻把幻燈機看成是手槍，而把它沒收了。
有一次，我在桃園龍潭講經，警察命令我將聽眾解散。我就跟警察說：“是我找大家來聽經的，我不能宣布解散，你要想解散，就請你自己上台宣布。”
警察不敢，回說：“你怎麽可以叫我去宣布解散？”
我告訴他：“你不要宣布解散，那我上去講完了，大家自然就會解散。”就這樣，這位警察眼睜睜地看著我把經講完。
還有一次，我到花蓮弘法，警察以沒有事先申請為由，強行取締，當時我就表示：“我在台北弘法都不需要申請，難道花蓮是化外之區嗎？”在那時，由於台北是台灣首府，從台北來的人，大都被視為是有來頭的人，所以警察一聽，愣住了，也就沒有再為難我。
甚至過去，高雄壽山寺曾經麵臨被拆除的命運；普門寺幾十年來，一直拿不到寺院登記，因為過去的法令規定，建築的外形沒有翹角，就不被承認是寺院，所以產權非普門寺所有，隻能登記在家俗名。乃至我在台灣致力於弘法利生的工作，治安單位接到密告，說我“言論可疑，恐有通敵之嫌”等等。
對於諸如此類的弘法艱辛，我並沒有憤世嫉俗，反而學會了以平常心來應付這些紛至遝來的阻礙；不但不失望沮喪，也沒有以牙還牙，反而主動和大家廣結善緣。
給人好因好緣，便是廣結善緣之道，也是自我成就之道。我剛在高雄創建壽山佛學院時，聽說台北有太虛佛學院，是由很多人經營合辦的，而且辦得很好。當我得知消息時，內心不但不嫉妒，而且很歡喜，除了高興佛教教育日漸興隆之外，也高興有一個單位可以互相觀摩，激勵我必須更求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