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風先生：春天好！
從哈爾濱回到北京，頓覺氣候暖和了許多。院子裏的桃花和梨花很快就要開了。記得去年的這個時候，長篇《赤彤丹朱》還剛剛寫出了第一部分《非紅》。
有人說，近年來電話普及之後，親友間的信件往來就少得多了；而有了電腦以後，親筆書寫的信也很難讀到了。所以收到您這一封手寫體的長信，我竟翻來翻去地一連讀了好幾遍。
回信好像很難。難在談自己的作品。
作為收信人的我，曾是由於有話要說，便寫成了書；作為讀書人教書人兼評論家的您，似乎也因為有話要說，才寫成了信。依照您信中對我這部小說文本的結構思路，我想也許是這部小說獨特的“血緣話語”和“外圍話語”，引發了您關於此書的“核心話語”。而小說語言和評論語言這兩種完全不同的話語體係，在我閱讀這封信的過程中，輕鬆而且準確地得到了溝通與重疊。
在此之前，我已經粗略地拜讀過您的評論專著《超越的艱難》——中國當代小說散論，並認真讀了其中您對我近年來一些新作的評析。我注意到您從那些文章中所體現出來的真誠的學術品格，以及您十分注重從哲學、美學的角度來審視文學的評論風格和機智明快的語言個性。
然而您對於哲學和美學的關注，更多的是通過對作品的文本、文體及語言的研討來體現的。我很高興地發現，在您對《非紅》與《非夢》的解讀中，您從一開始就對這部小說的結構、敘述方式，表現出了高度的敏感和濃厚的興趣。
——結構與話語，恰恰是我本人在近年來的文學創作中，一直祈望並力求能有所創意、有所突破的兩大“情結”。
《赤彤丹朱》給了我磨礪和實現這些想法的一塊完整的“地基”。
記得我在哈爾濱時曾對您說過，這部長篇小說的寫作，起始於一九九三年春天。第一部分初稿出來的時候，完全不是現在這個樣子，它同許多企圖描摹曆史的作品沒有太大的區別，因而很快被我自己徹底否定和放棄了。那一稿差不多擱置了近一年時間，這一年中我幾乎沒有寫成什麽像樣的東西。我從北京跑到深圳海南，夏天又去了江西和甘肅，秋天在俄羅斯轉了一大圈，最後精疲力竭地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