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報紙上開始連篇累牘地批判《海瑞罷官》。當時我在杭州讀初三，正麵臨高中考試前夕，卻無心複習，課餘時間常躲在閱覽室裏看小說。
看小說當然屬於不關心政治，非議種種，不招自來。
到處都在大批判，你若是不批判別人，怎麽能證明自己正確呢？
我的眼睛惶惶然地從書上掠過，我想自己是否也該批判點什麽了。
那幾天，剛剛讀完上海的作家艾明之先生寫的長篇小說《火種》。說實話，那書寫得挺吸引人，一個個人物都挺生動的，背景是四十年代波瀾壯闊的上海工人運動，風雲變幻，讓人回腸**氣。但若是把眼睛睜得更大些，再戴上階級鬥爭的放大鏡和顯微鏡呢，問題就一個個都暴露出來了。很明顯，那是一部嚴重歪曲工人階級形象的作品——雖然我根本不了解工人階級，但我憑直覺和思想感情，可以斷定小說中的主人公，並非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者。這個重大的發現使我頭腦漲熱，茶飯不思。第二天，我帶著《火種》原書和一摞參考資料，一頭鑽進了閱覽室，整整一個星期以後，寫成了一篇洋洋萬言的大批判文章，題為《“火種”必須批判》。經過反複推敲，對自己的覺悟和水平都感到十分滿意。
既然批判對象已經確定，批判的武器也已經掌握，剩下的事情，就是怎樣才能讓更多的人，讀到我的批判文章了。
腦中電光火石一般，閃過了《文匯報》。
那時文化界最知名最優秀的報紙，就是《文匯報》。在我看來，簡直沒有比《文匯報》更重要的報紙了。那麽，像我闡述了如此重要觀點的文章，不發表在《文匯報》上，還能發表在哪裏呢？
於是，迅速把厚厚的一疊稿紙卷成筒，鄭重其事地寄往了上海《文匯報》。
以後的日子，便是天天一字不拉地閱讀《文匯報》，渴望奇跡般地從上麵突然發現自己的名字。然而，夏天來了，夏天又去了，高考取消了，“文革”開始了。世界上正在天翻地覆，而我的文章，卻泥牛入海、杳無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