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上，兒童文學的興起與蓬勃無疑是最重要的現象之一。作為一種文學而言，我們通常將兒童文學看作是崛起於“五四”前後的“新兒童觀”的倡導中，以魯迅為開端，而以“文學研究會”諸君子的“兒童文學實踐”為中堅，其流風所被，則可謂時至今日仍方興未艾，形成了鮮明的“以為人生、重教育性”為特征的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發展的魯迅方向。近年來，隨著學術界改革開放後的宏闊視界，在對“兒童文學教育方向性”這一特點的反思過程中，越來越多的人感受到與現代兒童文學觀念互通聲息的主要是以周作人為代表的“注重娛樂的以兒童為本位”的文學理想。聯係到“五四”時期周作人主要從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而魯迅則側重於創作實踐及社會文化批評，其關於兒童文學的論述在浩如煙海的著述中隻不過是“鳳毛麟角”這一事實，據而提出應對魯迅、周作人等在“五四”兒童文學乃至整個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發展史上所占據的地位予以重新評估，並與文學界“重寫文學史”的大潮相呼應，有重寫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的傾向。我們認為，這一傾向是不正確的，誠然，“五四”時期魯迅、周作人兄弟也曾協同作戰，分別從各自的領域催生了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但他們在倡導兒童文學之初的動因與目的就不盡相同且因本質上的差異而致有後來的相距千裏。因而研究魯迅、周作人的早期兒童文學思想，厘清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在發生期的思想脈絡，不僅對理解中國兒童文學魯迅方向的必然性及其意義，而且對魯迅、周作人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都是很有意義的事。
一、對魯迅、周作人兒童文學思想的比較，應放置“五四”特定的曆史文化背景中，考察他們在兒童文學產生的前提條件——兒童觀上的異同。有什麽樣的兒童觀，就會有什麽樣的兒童文學觀；隻有兒童被認為是獨立的人時，一種適應於他的文學才應運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