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關於“周作人與兒童文學”的研究，在新時期以前還是一個空白，筆者接觸到的資料表明，隻在20世紀30年代，被一些周作人研究者偶然提及。以陶明誌先生編《周作人論》為例，僅三處：
1．楊晉豪在《周作人先生》中指出：“他是一個很注意兒童文學的人，像《談龍集》中的《讀各省童謠集》《讀童謠大觀》。在呂坤的《小兒語》，《談目連戲》《猥褻的歌謠》及《江陰船歌序》《潮州歌序》等之中，他都有很鮮明地敘述他對於民間文學和兒童文學理論的建設和意見。我以為他用忠誠的態度和虛心的觀察之對於他們的研究，其價值也不下於他的介紹外國文藝的偉功的。”這可以視作20世紀30年代對周作人在兒童文學方麵成績的最高評價。
2．梁永福在談到周作人的《談龍集》時也說：“還有把我們素來很隔膜的希臘文藝，和大部分人從來不大注意的兒童文學和民間歌謠，努力地去介紹和提倡，使我們能明白地知道藝術界——其實是文藝界——中還有許多我們忽略了的珍寶。這幾點我們可以從周作人的文章裏看出。也是應該向著者感謝的一點。”肯定並讚賞了周作人在兒童文學等方麵的關注。
3．蘇雪林在《周作人先生研究·（B）趣味方麵的表現》裏，將神話、童話、民歌及童謠、民間故事及野蠻人風俗與迷信等這些含有兒童文學性質的文體納入“民俗學之偏愛”中給以研究。除《周作人論》外，可以見到的文字，還有王哲甫在其所著的我國第一部現代文學史著作《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裏曾有對周作人提倡歌謠的一段評價，他說：“周氏對於提倡歌謠的收集，尤有特別的功績。這種向來被文人學士視為林野庸人孺子的歌謠現在居然在文學上被人重視起來，收集、整理、考證、刊行，這不能不說是周氏提倡之功。”順便值得一提的是，這部史著的第八章名為《整理國故與兒童文學》，還著重介紹了當時出版界出版兒童文學叢書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