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魯迅早期對兒童文學的倡導
兒童文學從“自發”走向“自覺”的標誌之一，就是兒童文學從自身的實踐中發展出了可以判斷它自身的美學標準，或者說兒童文學有了自己的理論，這一理論告知人們兒童文學的內涵、性質、功能、美學特征、體裁樣式及其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的關係等，它明確地宣告了“兒童文學不是成人文學的附庸，而是擁有主權和法則的一個獨立大國”（高爾基）。在早期的兒童文學倡導中，先驅者們從各自熟悉而有興趣的領域，為兒童文學的出現拓荒耕耘。其中在兒童文學理論建設方麵發生了深刻影響的、初步構建了“自覺期”兒童文學理論概貌的是魯迅、周作人、胡適、郭沫若這樣四位新文化運動中的“巨人”。
魯迅（1881—1936），本名周樟壽，又名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魯迅”是他發表《狂人日記》（1918）時用的筆名。魯迅的兒童文學活動開始於1902年至1909年的日本留學期間。這一時期，他翻譯了儒勒·凡爾納的《月界旅行》（1903）和《地底旅行》（1906），分別由日本東京進化社和南京啟新書局出版。魯迅那時認為，像凡爾納這樣的科學小說“必能於不知不覺間，獲一斑之智識，破遺傳之迷信，改良思想，補助文明”。但這兩部作品既非純粹的兒童文學作品，魯迅譯介時也沒有給兒童閱讀的意圖。1906年，魯迅對“本意是寫給勞動者的孩子們看”的長篇童話——荷蘭作家F.望·藹覃的《小約翰》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和進行翻譯的想法，將這部“自己愛看，又願意別人也看的書”介紹給國人，他認為“隻要不失赤子之心”的人，都會歡喜這本童話。這一時期，他還閱讀了丘淺次郎的《進化論講話》，在南京礦務鐵路學堂時代銘記嚴複翻譯的赫胥黎《天演論》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地獲得了社會進化論的知識，堅信“將來必勝於現在”，“青年必勝於老年”，將救國興邦的希望寄托在“年輕一代”身上。與此同時，他在河南留日學生辦的雜誌《河南》上接連發表了《人之曆史》（1907）、《科學史教篇》（1908）、《文化偏執論》（1908）、《摩羅詩力說》（1908）與《破惡聲論》（1908）五篇文言論文。在《人之曆史》裏，他宣傳達爾文的進化學說，接受了人類種族發生學說關於“個體發生實為種族發生之反複”的觀點，成為他“五四”時期為了兒童的健康成長所從事的社會批判的武器。在《科學史教篇》裏，他推崇科學幻想，認為“蓋科學發見，常受超科學之力，易語以釋之，亦可曰非科學的理想之感動”。這正可以做他評價科學小說的注釋。在《文化偏執論》裏，他闡述在外國文化的接受問題上應該有“拿來主義”的辯證態度，主張“非物質”而“重個人”，指出要在天地間求生存，與各國競勝負，“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將“個人”從“群體”中突出出來，重視人的“精神”建設，可為“五四”時期“人的發現”的先聲。而《摩羅詩力說》則認為人類流傳下來的文化史，那最有力、最能鼓舞人心的，當首推文藝。呼喚“精神界之戰士”的出現，“求新聲於異邦”，“致吾人於善美剛健”的境界。《破惡聲論》（未完稿）要破的是三種“惡聲”：破迷信、破崇侵略、破盡義務（這一部分未完成）。表現了魯迅“科學與救國”的思想。魯迅這些最初開始文學活動時的文論，很好地表現了他的思想與主張，在這裏也已經孕育著他對未來一代的期待，這期待後來變為“救救孩子”的呐喊，以及為了“完全解放了我們的孩子”而對兒童文學的倡導與衛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