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來讀書，偏愛魯迅、周作人兄弟的文字。魯迅的深刻與辛辣，知堂的廣博與苦味，我都一樣地喜歡。友人王某知道我的嗜好，教師節前給我寄來一本少年兒童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魯迅論兒童教育和兒童文學》，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即日捧讀，心情卻日益沉重，尤其是兩篇關於家庭教育的文章，讓我不能平靜。這兩篇是寫於1918年9月的《隨感錄二十五》和1919年10月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在《隨感錄二十五》裏，魯迅有感於當時家庭教育的被輕視，憤然指出：“中國的孩子，隻要生，不管他好不好；隻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負教他的責任。……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後，也做不了人。……照例是製造孩子的家夥，不是‘人’的父親，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這短短幾句話，尖銳地指出了當時的家長不講優生，不重視教育，不把孩子當人看的不負責的態度，其後果便隻能一代代退化為隻會“製造孩子”的動物。這樣的父親，就不是“人”之父。
所謂“‘人’之父”，是魯迅仿用最看不起女人的奧國人華寧該爾，把女人分成“母婦”與“娼婦”兩大類的分法，也把男人分成“父男”和“嫖男”兩類，又將這“父男”分作兩種：一是孩子之父，一是“人”之父。魯迅解釋說：“第一種隻會生，不會教，還帶點嫖男的氣息。第二種是生了孩子，還要想怎樣教育，才能使這生下來的孩子，將來成一個完全的人。”可見魯迅十分重視家長對下一代成長的影響，主張要把孩子當人看，要正確地運用教育手段，使孩子成長為“完全的人”。
早期的魯迅是信奉進化論的，他相信青年勝於老年，後起的生命比以前的更有活力與意義，但他又看到“進化”並非是一種自然過程，教育才是進化的真正動力。他說過：“天才”是沒有的，對兒童施以什麽樣的教育，就會產生什麽樣的人物，“施以獅虎式的教育，他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們到萬分危急時，還會用一對可憐的角”；如果“生他的人，不負教他的責任”，“大了以後，也不過‘仍舊貫如之何’，照例是製造孩子的家夥”，是徒有人形的動物，而不是“‘人’之萌芽”。魯迅於20世紀初發出的這些警告，業已被現代生命科學的研究成果證明，這並非危言聳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