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從經同誌認為，我國兒童文學在晚清時期就如同繁星璀璨的夜空，呈現了一片絢爛多彩的景象，其主要依據是梁啟超、黃遵憲、曾誌忞等對兒童詩歌、兒童小說、兒童音樂的提倡，以及魯迅早期對兒童藝術和童話等的意見。對此，我想談一點自己的看法。我覺得，我國的兒童文學當是產生於“五四”時期。
一、對兒童的了解是兒童文學產生的先決條件。隻有當兒童的地位提高到其精神需求得到重視時，兒童文學才有可能產生，而在我國，兒童作為一個獨立的人的發現卻是近代的事。這也正是我國古代沒有兒童文學的緣故，正如日本著名兒童文學理論家上笙一郎所說的：“在這樣一個兒童的基本人權慘遭剝奪的社會裏，關懷兒童，使兒童得到歡樂，將兒童培育成為健全的社會的人的兒童文學，又怎麽能夠產生呢？”隻是到了晚清時期，由於近代社會接受了包括文藝複興在內的西方先進思想的影響，特別是受了作為資產階級上升時期反封建利器——人道主義思想的影響，“先進的中國人”才發現了兒童，開始重視兒童，呼籲給兒童以精神上的食糧。但是，客觀上，由於幾千年來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憑一次思想啟蒙運動是不能置其於死地的，兒童的地位最終還是沒有得到提高。到了“五四”時期，由於有了晚清時期的啟蒙運動做基礎，此時，可謂是一呼百應，有識之士紛紛投書報刊，呼籲從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兒童，讓他們從長輩的“附屬品”變為“組成社會的重要分子”，同時強調兒童應有自己的文學，主張“將兒童的文學給予兒童”。這樣，在命名“平民文學”“白話文學”的同時，“兒童文學”專詞也應運而生（見周作人在北京孔德學校所作《兒童的文學》的講演）。直至這時，產生兒童文學的社會、思想條件才完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