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期的知堂，是位“收納新潮，脫離舊套”（魯迅語）的哲人。在當時的思想啟蒙運動中，他的功勞可以概括為“三大發現”，即“人的發現”、“女性的發現”與“兒童的發現”；代表性的文論分別是1918年的《人的文學》、1918年的《隨感錄三十四》與1920年的《兒童的文學》。這裏先說他“兒童的發現”。
雖然自從有了人類那時起，兒童這個生機蓬勃的存在就是一個客觀事實，但粗粗推算起來，人類曾經有2500多年沒有發現兒童。因為“中國向來於兒童，沒有正當的理解，不是將他當作縮小的成人，拿‘聖經賢傳’盡管的灌下去，便將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說小孩懂得什麽，一筆抹殺，不去理他”，於是，兒童便“隻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認他是一個未長成的人，卻當他具體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與教育的悲劇”。知堂很有感慨地說西洋“自從費羅佩爾（Froebel）與戈特文（Godwin）夫人以後，才有光明出現。到了現在，造成兒童學與女子問題這兩大研究，可望長出極好的結果來。中國講到這類問題，卻須從頭做起，人的問題，從來未經解決，女人小兒更不必說了。如今第一步先從人說起，生了四千餘年，現在卻還講人的意義，從新要發見‘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
“從頭做起”，“從人說起”，這是知堂對中國“人的解放”所作的思考。也正是那個時代的主題。“五四運動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見”，這“個人”中除了成人與婦女外，也包括了兒童。正像葉聖陶所陳述的，“我們最當注意的還要數到兒童”。新文學的先驅者們，如安徽人陳獨秀與胡適、浙江人周氏兄弟（魯迅、周作人），還有茅盾、郭沫若、鄭振鐸、葉聖陶、冰心等，都對兒童問題投以極大的關注，形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令人矚目的兒童文化熱。隨著西方兒童學的傳入與兒童文學運動的興起，人們對兒童的理解發生了質的轉變。這就是知堂在《兒童的文學》中所說的：“近來才知道兒童在生理心理上，雖然和大人有點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個人，有他自己的內外兩麵的生活。兒童期的二十幾年的生活，一麵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預備，但一麵也自有獨立的意義與價值，因為全生活隻是一個生長，我們不能指定那一截的時期，是真正的生活。我以為順應自然生活各期——生長，成熟，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知堂這段話是在我國曆史上第一次以明白無誤的科學語言確認了兒童具有完全的人的地位，有不同於大人的“自己的內外兩麵的生活”，童年期“自身有獨立的意義與價值”。它的核心是把兒童當人看，把兒童當兒童看，這就標誌著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兒童在中國也被發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