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心”的提出
新中國成立後，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製度極大地調動了廣大兒童文學工作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黨和政府的關心與積極引導下，兒童文學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出現了一個後來被稱為“黃金時期”的繁榮局麵，“一年比一年出版並發行了質量較高、數量較多的兒童文學書籍。特別是在量的方麵發展得更加顯著，僅以少年兒童出版社來說，1954年發行數字為上年的四倍半，到現在為止，我們已經出版了兩千八百多種，發行了六千多萬冊（發行數字不包括少年兒童閱讀的連環畫）的相當巨大的數字的兒童書籍”。這些讀物，從思想內容方麵來看，有關於革命英勇鬥爭的，較優秀的作品如《雞毛信》等；有關於學習和紀律的，較優秀的作品如《羅文應的故事》；有關於集體主義、團結友愛的，較優秀的作品如《呂小鋼和他的妹妹》等；有關於兒童生活的，較優秀的作品如《小胖和小鬆》、《海濱的孩子》等；有關於科學知識的，較優秀的作品如《我們的土壤媽媽》、《森林的故事》等；此外還有關於英雄模範的，關於國際主義和平與友誼的，關於愛國衛生的……所以在主題和題材的廣度上，已經逐漸擺脫了狹隘的窠臼，走向了廣闊的平原。然而就算這樣，也仍然“不夠廣泛，不夠少年兒童要求書籍來滿足他們自己的好奇和求知的願望”，因為“兒童讀物有它的特點，在讀者年齡的特征上不僅要有‘分類’，更有‘分年’的必要，在這樣的規律之下，兩千八百多種書就像汪洋大海中的幾個島嶼，顯得更加單薄而寥寥可數，遠遠地落後於客觀的殷切的需求，與祖國在經濟、文化建設各方麵飛躍前進的形勢，在比例上感覺到太不相稱了”。數量是如此，質量上又如何呢？陳伯吹認為仍然存在著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