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前蘇聯社會主義兒童文學理論的重視與移植，是我國50年代兒童文學理論建設的一件大事，而陳伯吹則是繼魯迅、茅盾之後介紹前蘇聯兒童文學理論最為積極的一位，也因此對新中國兒童文學理論體係的初步構建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早在三四十年代，魯迅、茅盾就以他們對前蘇聯兒童文學作品的翻譯與兒童文學理論的介紹，把中國兒童文學建設導引到向當時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前蘇聯學習的方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隨著社會主義製度的全麵確立與鞏固，健康、進步兒童讀物奇缺的問題提到了政府麵前。1952年，中國作協在上海出版的2300多種兒童文學讀物中抽樣調查了200餘種，發現僅有20餘種比較適合新中國兒童閱讀。在這種形勢下，同“向蘇聯學習”的一整套決策相適應，將前蘇聯（主要是俄羅斯）兒童文學讀物譯介給中國兒童以解他們的精神饑渴，是最自然不過的事了。直到60年代初中蘇不和為止，第一流和接近第一流的前蘇聯兒童文學的作品大都被譯成了中文出版，據韋葦編著的《世界兒童文學史概述》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出版的兒童文學譯作主要書目》統計，這一時期譯介的前蘇聯兒童文學作品近200部。與作品譯介的潮流相一致，前蘇聯兒童文學理論也幾乎成為我國整個50年代惟一可供借鑒的外來理論。據不完全統計，在50年代公開出版的27種兒童文學理論書籍中，就有15種是從前蘇聯譯介過來的，其中僅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就有：《論兒童的科學讀物》（伊林，1953）、《蓋達爾的創作道路》（愛賓，1953）、《蘇聯兒童的曆史文學讀物》（瑞托米洛娃等，1953）、《論兒童讀物中的俄羅斯民間童話》（阿·尼查葉夫等，1953）、《蘇聯兒童文學論文集（第一集）》（柯思編，1954）、《從兒童共產主義教育的任務看蘇維埃兒童文學》（杜伯羅維娜，1954年）、《蘇聯國內戰爭時期的兒童文學》（勒柯恩，1955）、《論蘇聯科學幻想讀物》（胡捷等，1956）、《現代蘇聯童話的討論》（布拉托夫等，1956）、《蘇聯兒童文學》（格列奇什尼科娃，1956）、《高爾基論兒童文學》（密德魏傑娃編，1956）、《伊林評傳》（略普諾夫，1956）等。此外還有《論兒童文學及其他》（西蒙諾夫等，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1）、《兒童文學·兒童影片·兒童音樂》（由前蘇聯大百科全書中選譯，人民出版社，1954）、《論蘇聯兒童文學的教育意義》（伊阿·凱洛夫等，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年）、《克魯普斯卡婭論兒童閱讀輔導》（瑞托米洛娃，時代出版社，1955）、《蘇聯幼兒師範學校兒童文學、幼兒園本族語言教學法教學大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翻譯室譯，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蘇聯兒童文學教學大綱》（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等。僅此可見前蘇聯兒童文學理論對我國兒童文學理論的巨大影響，正是“惟親曆者才能作足夠的充分的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