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十年間，陳伯吹是兒童文學界最早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而遭受到種種非人折磨的。他被迫離開南昌路149號的家，並被“掃地出門”，勒令住進狹小簡陋的陝南村171號5室。每個家庭成員隻給15元的生活費。隔壁紅星中學裏，每夜都有被毆打者的慘叫聲。鄰居中的一個教授，一個愛國的出版家，忍不住侮辱而自殺了。夫人吳鴻誌每天在提心吊膽過日子，盼望陳伯吹每天早晨去“上班”（進牛棚）後能平安回家；並鼓勵他一定要活下去，總有一天會見到太陽的。陳伯吹忍辱負重，心中始終惦記著下一代，惦記著兒童文學。由“工宣隊”監督的在奉賢“五七”幹校勞動的日子裏，他還悄悄地用“紅孩子”的名義寫稿投寄到《人民日報》去。
1971年3月，陳伯吹被“落實”了政策，宣布“解放”，和巴金一起，被安排到上海譯文出版社資料室，做整理圖書卡片的工作。他也由陝南村搬到瑞金二路26號西樓底層住。陳伯吹稱這是“‘半靠邊’式的‘解放’，脫離‘牛棚’式的新聞出版幹校”，是“在名義上參加了工作”。但在此時，卻發生了一件令陳伯吹終生難忘的感人事件。一位叫謝近仁的同誌為祝賀他的“解放”，竟在“文革”沒有結束、陳伯吹沒有徹底平反的1971年，給陳伯吹贈詩一首，全文如下：
鬆青月白好精神，
仁者藹然倍可親。
所欲喜能不逾矩，
知公七十仍童心。
近歲讀公書，
感服“童心論”，
鼎鼎安徒生，
何嚐非此徑。
人言或紛紛，
可聽可不聽，
愛美愛新奇，
不滅是天性。
1976年10月，“**”宣告結束，陳伯吹又被安排到譯文出版社任編輯。1977年6月，陳伯吹終於回到了他的崗位——少年兒童出版社，仍任副社長和編審。此時已年逾古稀（72歲）的陳伯吹，十分珍惜這“第二次解放”所“給予的新的政治生命”，重新拿起“那無端被奪走的武器——筆杆子”，發出了“我要戰鬥”的呐喊。1977年6月18日，陳伯吹在《光明日報》發表論文《在兒童文學戰線上撥亂反正》；11月20日，又在《解放日報》發表創作散文《米泔水》，帶頭以實際行動為孩子們提供精神食糧。1978年3月，陳伯吹又在《解放日報》發表論文——《砸爛“黑線專政”論，兒童文學迎新春》，號召兒童文學作家解放思想，積極為少年兒童創作優秀作品，以他們手中的筆來共同創造了一個“兒童文學的春天”。陳伯吹對未來兒童文學的發展充滿信心，決心把“文革”耽誤的時間奪回來，從被絆倒的地方“爬起來跑畢全程”。正當此時，陳伯吹受邀出席由文化部、教育部、團中央、全國婦聯、全國文聯、全國科協和國家出版局等8家單位聯合在江西廬山召開的“全國少年兒童讀物出版工作座談會”，他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在開幕式上作了題為《廬山在秋天裏的春天》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