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述對陳伯吹三篇主要論文的介紹與引述中可以明顯的看出，陳伯吹十分重視兒童文學作品的教育意義，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要用優秀的作品鼓舞人，引導人。陳伯吹對此也供認不諱。早在1980年寫《蹩腳的“自畫像”》時，他就表白過：“我的兒童文學觀點，往往是從教育的角度出發的。”這不僅僅是作為教師出身與編輯職業的陳伯吹的個性，也是陳伯吹所生活的那個時代對兒童文學認識的共同，或者說是“主旋律”。1982年出版的兩部《兒童文學概論》都認為：“兒童文學是根據教育兒童的需要，專為少年兒童創作或改編”的文學作品，是“對少年兒童進行思想教育、知識教育的工具之一。”並且強調指出：“世界各國都一樣，隻有社會精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兒童教育需要用兒童文學來作為教育工具的時候，兒童文學才應運而生，從文學中派生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門類。”兒童文學理論家賀宜也強調“兒童文學與兒童教育是不可分的。兒童文學有個教育性的問題，但是兒童文學較之其他文藝在這方麵特別顯得重要”，因為它的讀者對象正是受教育的兒童。兒童文學作家魯兵則提出了“兒童文學是教育兒童的文學”。
對於上述說法，自然也有人提出異議。如早在70年代末思想解放之風剛剛吹起之時，茅盾就曾提醒過，不宜對兒童文學的教育功能作過分狹隘的理解：“解放以後，從事兒童文學者都特別注重於作品的教育意義，而又把所謂‘教育意義’看得太狹太窄，把政治性和教育意義等同起來，於是就覺得可寫的東西不多了，這真是作繭自縛。”著名兒童文學作家金近也認為：“多年來，我們對兒童文學的教育意義有些強調過分了。”兒童文學作家劉崇善則明確指出：“強調兒童文學是教育兒童的文學，如同兒童文學創作中強調所謂針對性是一回事。這種觀點是對兒童文學功能作了片麵的狹隘的理解，隻要求作品對兒童所存在的實際問題通過編選的故事加以順利的解決，並不重視作家應該反映生活的真實，努力塑造藝術形象的問題。”在1984年6月16日至29日於石家莊召開的全國首次兒童文學理論座談會上，“兒童文學與教育的關係”也成為會議的中心議題之一。座談的結論是：兒童文學要有教育作用是沒有疑問的。但過去在“左”的影響下，對“教育”的理解十分狹窄，往往看成了“教訓”和“說教”的同義語；而“教育作用”又往往被看作僅僅是指政治思想和品德方麵的作用。因而，繼續把兒童文學說成是“教育兒童的文學”和“教育的工具”，這種提法就有較大的弊病，容易“把兒童文學的教育作用孤立起來強調，既不能說清楚文學藝術的全部功能，也不能把藝術的教育和一般意義上的教育加以準確的區別，因而容易忽視藝術的特點，妨礙藝術質量的提高。實際上，‘教育兒童的文學’和‘教育的工具’這兩個口號是在50年代受了‘左’的影響而提出來的，因此今後不宜再重複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