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結束以後的20年間，陳伯吹寫的理論性研究文章可謂屈指可數，除會議發言這類文字外，有意為之的恐怕不過十來篇，其中主要有《論動物故事》（1979）、《論“童心論”》（1980）、《童話漫談》（1982）、《論兒童讀物與兒童文學》（1985）、《幼兒文學漫談》（1986）、《兒童文學與兒童教育》（1988）等。而特別值得重視的是《幼兒文學漫談》。這並不是因為這篇論文對“幼兒文學”的漫談如何全麵與深入，更重要的是陳伯吹對幼兒文學的一貫重視。應該說，陳伯吹對我國幼兒文學的確立是有其突出的理論貢獻的。
這裏有必要回顧一下我國幼兒文學的發展曆程。
我國有兒童文學是在本世紀初葉的五四運動時期，但作為兒童文學一個門類的幼兒文學的出現卻要晚半個世紀，隻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隨著世界幼兒文學的崛起，我國才有少數學者、作家開始將目光投向幼兒文學。當時惟一的一個兒童文學研究性刊物少年兒童出版社主辦的《兒童文學研究》發表了友文的《大量創作低幼兒童讀物》（1960）和《幼兒文學的題材問題》（1961）、蔣風的《幼兒文學和幼兒心理》（1960）和《幼兒文學的語言》（1962）、陳伯吹的《幼兒文學必須繁榮起來》（1962）等。他們對幼兒文學的呼喚，在當時雖未引起社會應有的重視，而且隨著當時文藝界一場又一場的大批判，中國幼兒文學無法隨世界幼兒文學的崛起而崛起並同步發展。但這些呼喚也畢竟讓人們對幼兒文學有了最初的理論印象，為80年代中國幼兒文學的崛起作了最初的輿論準備。
進入20世紀80年代，在兒童文學界出現了幾件與幼兒文學相關的值得大書一筆的事：
①1981年，國家出版局在山東泰安召開第二屆全國少年兒童讀物出版工作座談會，胡德華在會上大聲疾呼“為小娃娃們出書”，魯兵又作了《為幼兒文學講幾句話》的發言。這次會議大大激發了各地出版幼兒讀物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