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說來，高士其當時的科學小品創作，還不能算作純粹的兒童文學，因為提倡科學小品的《太白》和《讀書生活》，以及當時發表科學小品的《婦女生活》、《通俗文化》、《申報》周刊、《力報》、《言林》等報刊，都不是以兒童為讀者對象的，因而，這些科學小品也難以到兒童讀者的手中。但從廣泛的意義上說，兒童也是大眾的一員，大眾接受了科學小品，也為兒童接受科學小品創造了條件，而且客觀上，科學小品中的很多作品，尤其是高士其的作品，講述人們身邊的、生活中的科學知識，通過人們喜聞樂見的故事形式，不僅大眾喜歡，孩子們也能接受，而且隨著社會形勢與文學形式的交互發展，越到後來，越走向兒童，因為人在兒童期的任務就是接受科學知識，而科學小品正可以用來彌補枯燥無味的填鴨式教育的不足，讓兒童於愉快的閱讀中接受科學，所以，在上世紀30年代後期的中國，以《太白》和《讀書生活》等為陣地，以艾思奇與高士其為兩麵旗手，同時提倡“大眾哲學”與“大眾科學”兩大普及任務，而且兩者互相配合。如高士其從艾思奇那裏汲取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觀，按照艾思奇闡述的辯證法的原理寫成《肚子痛的哲學》等一批富有哲理的科學小品。艾思奇也從高士其的科學小品中得到啟示，用科學小品的形式來傳達他的哲學思想（社會科學），寫下了《孔子也莫名其妙的事》和《由爬蟲說到人類》等。
這一時期，高士其科學小品創作的兩個重要來源，一是他自身的生活經曆，尤其是姐姐度平的死，大弟、三弟、四弟的死，以及自己被腦炎病毒致殘的痛苦回憶，始終給他強烈的創作衝動，他要將自己的不幸遭遇與痛苦感受寫進作品中，控訴“小魔王”的罪惡，希望人們早早地預防，不要重蹈他的覆轍；二是在李公樸、艾思奇等進步人士的影響下，思想傾向革命，傾向共產黨，傾向共產黨人領導的抗日戰爭，而他當時生活的上海是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勢力下，言論不自由，他要借科學小品來表達他的政治理想、思想傾向與社會批判，這樣，他的更多的作品是“匕首與投槍”，目標所刺的是社會的毒瘤——不抵抗主義的“大魔王”。所以，高士其說：“我寫這些科學小品的目的，是以抗戰救亡為主題：一方麵，向讀者普及科學知識；一方麵，喚起民眾，保衛祖國，保衛民族。同時，它也像一把匕首，刺向敵人的心髒，給國民黨當局和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揭露、打擊和嘲諷……當時，我雖然受到疾病的限製，還是經常到基層群眾中去，了解他們的疾苦，接觸到社會的最下層。因此，這些作品有著為勞動人民呼籲，為弱小者呐喊的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