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23日清晨，還在睡夢中的高士其，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高士其連忙開門，隻聽艾思奇說：“李公樸被捕了！”
“什麽？”高士其的耳力本來就有些背，他不敢相信自己聽到的。但看到滿臉焦急的艾思奇，心中已經明白了八九分。他連忙讓艾思奇進屋坐下，將信將疑地問：“怎麽回事？”
艾思奇簡單地向高士其說了李公樸被捕的經過。原來，就在幾個小時前，大約淩晨2點，便衣警察突然包圍了李公樸的寓所——上海愚園路亨昌裏24號，把李公樸秘密押上汽車，帶走了，現在還不知去向。艾思奇得到消息後，馬上趕到高士其的住處，一是擔心高士其出事，二是告訴李公樸被捕的消息，三是提醒高士其要提高警惕，四是商量如何救出李公樸。他們決定先要設法打探到李公樸關在哪裏的確切消息，二是馬上聯絡文化界的人士，準備到反動政府去請願，要求釋放李公樸。兩人做了簡單的安排，就分頭去做了。
艾思奇走後，高士其怎麽也不能平靜下來，與李公樸交往的一幕幕又浮現在自己眼前。應該說，李公樸對高士其不僅有知遇之情，而且簡直可以說有“救命”之恩。
自美國留學歸國後，在南京中央醫院工作時，是李公樸與夫人張曼筠一道去看望他；在高士其憤然辭職後，已經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是李公樸“收留”了他，不僅給他住所，還四處給他尋找工作；還是李公樸，讓高士其結識了一批像艾思奇、陶行知那樣的“先進的中國人”，使他在物質與精神兩個方麵的生活都因此充實而溫暖；還是李公樸，在他與艾思奇的引導和直接幫助下，高士其才開始嚐試科學小品的創作，而且在他們的不斷鼓勵與督促下，才寫出了上百篇科普作品；尤其讓高士其不能忘記的是，自己從一個純粹的細菌學博士成為今天的科學戰士，每前進一步，都有李公樸的引導與支持，是李公樸讓高士其重新認識了社會，認識了人生的價值，引導他走向革命的道路。早在美國留學時，是李公樸帶去他闊別五年來祖國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悲慘現實；在南京中央醫院，李公樸又為剛剛回國的高士其介紹國內的形勢，談了國內政局的混亂和政府的無能，外侮壓境，如何尋求救亡的道路。一年前（1935年），當高士其在上海海格路紅十字會醫院住院治病期間，是李公樸給他談外麵的情況，有一次說到激動處，神情激昂：“目前民族矛盾更加惡化，日寇鯨吞東北還不足，又派兵大舉進攻華北，蔣介石進一步向日本帝國主義妥協投降，跟敵人簽訂賣國的‘塘沽協定’，斷送了綏東、察北、冀東廣大地區的領土主權。淪陷區人民在日寇鐵蹄**下，家破人亡，流離失所，悲慘的情景目不忍睹。誰的過錯？政治腐敗的過錯。在腐敗政治的統治下，愛國有罪，賣國有賞，是非顛倒，暗無天日。我們呢，每前進一步，都要經過艱苦的鬥爭！”李公樸的激昂情緒深深感染了高士其。當高士其將第一篇科學小品《細菌的衣食住行》拿給李公樸看時，李公樸高度讚揚道：“文章貴在有針對性，暴露出現實社會的陰暗麵，才能更有利宣傳真理，喚起人民，團結對敵。”尤其這些天來，高士其看到李公樸每天都很匆忙的身影，就知道他又在投入抗日救亡的戰鬥——李公樸被推選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執行委員，與沈鈞儒、鄒韜奮、沙千裏、史良、王造時、章乃器等共同領導各界救國聯合會的工作。這樣想著，高士其仿佛明白了許多，也知道了反動當局為什麽要秘密逮捕李公樸了。對了，何不找救國聯合會，看看有沒有營救李公樸的好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