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學到大學，教過我的老師有幾十位；我大學畢業後，到中學當老師，從中學教到大學，教了幾十年。我的教師生涯，源自我對老師們的敬仰，特別是小學的朱老師、葉老師，中學的史老師，大學的宋老師，還有我的研究生導師蔣風教授、韋葦教授，他們是我的文學導師。我的教師生涯，受他們的影響最大；在我的文學人生裏，他們是我的神燈。師恩難忘，最難忘的是我的文學啟蒙老師朱玉蘭，她給我的人生扣上第一粒文學的扣子。
旁聽生
7歲那年下半年，我在朱家老屋的“學前班”當了幾個月的旁聽生。
說是學前班，其實是和村裏的農民夜校共用一個教室。當時農村興辦農民夜校，農民白天下地幹活，晚上到夜校識字學文化，教材是《農民識字課本》和《毛主席語錄》。白天就把村裏適齡上學的孩子集中起來上課，叫作學前班。老師也是一個人，白天給孩子上課，晚上給大人上課。
朱家老屋隻有朱老木匠家見多識廣有文化，老師就是朱老木匠的小女兒朱玉蘭。朱老木匠思想開放，讓大兒子子承父業，成了小朱木匠。送女兒到大教育家桐城人吳汝綸創辦的新式學堂——桐城中學讀書，成為新知識女性。1969年，朱老師響應政府“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的號召，18歲高中一畢業，就主動要求回到家鄉擔任人民教師，在農村廣闊天地奉獻青春。
當時的農村最缺教師，新教育體製和學校設施都還不健全。適齡兒童要在本村上完一年的“學前班”，待到八九歲，可以“出遠門”時，再集中到鄉辦的龍眠小學上課。
我雖然7歲了，看上去和5歲孩子差不多，體質又弱，經常生病，不適合上學。同年齡的夥伴都去了學前班，我便常常跑到教室門口，看他們上課。朱老師每次看見我，都親切地走過來，把我抱進教室，放到前排中間位子上坐下來，一起聽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