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把1923年周作人出版他的文藝論集《自己的園地》作為劃分周作人兒童觀發展前後期的標誌，是因為在此之前，周作人的兒童觀經早年東京留學時啟蒙於西方兒童學及回國後致力於教育實驗已初具雛形，又經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檢驗而發展臻於成熟，且與那個時代的精神相吻合的積極麵最為突出。五四退潮後，周作人於彷徨中埋頭耕種“自己的園地”，理性的清朗與現實的黑暗又使他在矛盾的磨礪中逐漸喪失了“熱”與“力”，最終成為一個“生錯了時代的人”（舒蕪語）。
我們研究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闖將之一的早期周作人的兒童觀，無疑具有文化史、文學史與兒童教育學上的多方麵意義。但本篇隻是從兒童文學上立論，又著重於考察他早期兒童觀流變的過程，以期為“周作人與兒童文學”的研究提供一種意見。因為周作人多次強調過：“要研究討論兒童文學的問題，必須關於人類學民俗學兒童學等有相當的修養。”他堅信“根據人類學派的學說來看神話的意義，根據兒童心理學來講童話的應用，這個方向總是不錯的”。（《兒童文學小論·序》，1932）早在他“染指”兒童文學之初的1913年就認識到：“童話研究當以民俗學為依據，探討其本源，更蓋以兒童學，以定其應用之範圍，乃為得之。”（《童話略論·緒盲》）二十年後他又一次鄭重申述：“如不懂弗洛伊特（即弗洛伊德）派的兒童心理，批評他的思想態度，無論怎麽說法，全無是處，全是徒勞。”（《周作人自述》，1934）（下劃線皆為引者所加）周作人的這些話提醒人們在研究他的兒童文學觀時應首先研究他的兒童觀。這一原則，不論是研究他的早期還是後期的兒童文學思想都是應該堅持的。
一
周作人對兒童學的興趣據他的回憶最初“是從人類學連續下來的”。當初他受安特路朗人類學派的影響，不僅“由此知道神話的正當解釋，傳說與童話的研究也於是有了門路”，“而且也知道了文化人類學”，進而很有趣味地讀了文化人類學祖師泰勒的《人類學》（1881，中譯本為《進化論》）及弗雷澤博士的《金枝》等這一學派的多部經典著作，認識到“人類的個性發生原來和係統發生的程序相同，胚胎時代經過生物進化的曆程，兒童時代又經過文明發達的曆程，所以幼稚這一段落正是人生之蠻蕪時期”。“兒童即是小野蠻”，他的成長有其既定了的不可改變的合乎自然規律的程序。但他“對於人類學的興味，並不是為學，大抵隻是為人，而這人的事情也原是以文化之起源與發達為任”，因而同時他又“很想知道”“人在自然中的地位”，“於是沿著這條路略一拐彎便又一直引到進化論與生物學那邊去了。”他用心從中國舊書中收集並研讀了諸如《毛詩草木疏》《廣要》《本草綱目》《野菜譜》與《花鏡》等關於自然名物的這一部分著述，不僅了解了“生物學知識”，也想從中了解“化中人位”。但更給他強烈影響的是英國古典博物學名著懷德的《色耳彭的自然史》[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初版]與近代像法布爾的《昆蟲記》那樣給人以新的知識的書，他從中明白了這樣的道理：世上沒有一部經典可以千百年來當做人類的教訓，“隻有記載生物生活現象的Biology（生物學）才可供我們參考，定人類行為的標準”。（《祖先崇拜》1919）（上述引文未注明出處者請參閱《我的雜學》中“六”至“十”部分，1944）這與他從人類學得來的知識相整合，就養成了他最初的對傳統道德觀的反叛心理與以“順應兒童成長法則”為重要內容的兒童觀的萌生，其意義更在於為他後來接受西方兒童學影響在思想與情感上作了必不可少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