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中學時，曆史學得很粗糙，隻記住了一些“大”的朝代和“大”皇帝的名字。由於當時的政治需要，課本也試著以農民起義為曆史編年線索，弄得學生對曆史更是摸不著頭腦。對於像宋徽宗趙佶這樣的名字就更陌生。知道趙佶這個皇帝是後來的事，知道趙佶的書畫都好也是後來的事，但知道趙佶的畫那麽不凡，還是在北歐的挪威。一九八六年我和作家茹誌鵑同去挪威參加第二屆女作家國際書展，為我們做翻譯的是挪威漢學家易德波女士。易德波酷愛中國書畫，一次在她家做客，主人請我們看她收藏的中國書畫，其中便有趙佶的《瑞鶴圖》。那是一張印製精美的印刷品，好像是國外印製，因為那時的中國還不曾有這麽好的印刷設備和印刷技術。麵對這張畫，當時我很愕然。一是在域外忽然看見了中國人的畫作，二是它還出自一位中國皇帝之手。但我沒有和易德波多進行交流，因為還受著她的其他收藏的吸引。數年之後我父親去北歐舉辦畫展，畫展之後從丹麥回到挪威，曾應邀在易德波家住過一段時間。在臥室的牆上，就掛著我曾見過的這張《瑞鶴圖》。父親回國後，對我說起他的那段日子，自然就提到了被易德波懸掛在牆上的這張“圖”。那次父親在北歐待的時間比較長，後來又因前蘇聯解體，需要在莫斯科換機的航班幾經延期。當時正值北歐的秋天，父親說閑下來時他常感一絲寂寥。這時是牆上的那張《瑞鶴圖》填補了他思緒中的空白。每天他一旦靠上床頭，便與這群翩翩飛翔的仙鶴相見。每回他都研究畫中的一個新問題：比如有幾隻仙鶴姿勢相同，有幾隻仙鶴姿勢大致相同；幾隻仙鶴在騰空向上，幾隻仙鶴正向下滑翔；而立於鴟尾之上的那兩隻正在同哪位進行著交流？還有，那宮殿的屋頂是作為界畫畫出的，界畫需要的是耐性和難耐的時間。那排列筆直的筒瓦，結構複雜得難以駕馭的鬥拱……這位皇帝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畫出？當然，這一切都是父親在研究了這幅畫的顏色、布局之後所產生的閑散猜想。最後，是父親對趙佶那篇瘦金體書法的反複閱讀。那是一篇典雅而吉利的散文，它記載了這幅作品誕生的原因。如果事實果真如文中所記載的那樣，那真是宋徽宗的大福而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