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很高興在秋天這樣一個收獲的季節來到首爾，參加韓日中東亞文學論壇。
這是我第四次訪問韓國，第一次是在一九九八年，距今已有十年。之後的兩次分別是二○○二年和二○○三年。前三次的訪問和文學並無關係，因為我父親在首爾舉辦個人畫展，主辦方也邀請了我作為陪同前往。不用準備演講，也不必以作家的身份和媒體見麵回答問題，這使我的心情很放鬆，也使我可以更自然、更切近地體味首爾的美麗和雪嶽山的神奇。而我學會的第一句韓文就是在飛機上聽到的廣播：“漢城到了！”
現在我把時間再向前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在我的少年時代，中國的大門還沒有向世界打開，多數中國人對當代韓國和韓國人所知甚少。作為一個少年的我，對於韓國的了解也僅僅來自當時朝鮮的一些電影。那時中國人習慣稱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為北朝鮮，稱大韓民國為南韓。南韓當然聯係著李承晚“匪幫”，而李承晚“匪幫”的背後是“萬惡的麥克阿瑟”。在我的少年時代，一提起韓國，首先會想起某些朝鮮電影裏的韓國“特務”形象。比如當時有一部名叫《看不見的戰線》的朝鮮電影——在影片中，一位化裝成教師模樣的韓國越境特務手拿一本書，和朝鮮的暗藏特務對接頭暗號：
問：你拿的是什麽書？
答：歌曲集。
問：什麽歌曲？
答：《阿裏郎》。
我看這電影時正讀初中，這段對話在中國的中學生中廣為流傳。上課時常有學生壓低嗓音問旁邊正在閱讀課文的同學：你拿的是什麽書……而女生們更感興趣的是另一部反間諜電影——一名韓國女間諜潛入朝鮮去冒名頂替一個名叫貞姬的姑娘，為此她在韓國做了麵部整容術。這高超的整容術真的奏了效，使朝鮮人對兩個貞姬真假難分。這樣，在很長的時間裏，我以為間諜對於朝鮮的滲透和整容術的先進就是韓國的兩大特點。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特別是一九八八年漢城奧運會之後，中國人對今天的韓國有了新鮮而又具體的感知，這感知遠不再是朝鮮電影中的戲劇化臉譜。韓國高速增長的經濟和由此帶來的文明、發達，特別是這個民族對藝術不同尋常的尊敬和愛，給我的印象尤其深刻。二○○三年在首爾時，某位韓國畫界友人同我說起韓國著名畫家金基昌和他的弟弟——金基昌的弟弟金基萬是北朝鮮著名畫家，上世紀五十年代在中國留學時，成為當時也是大學生的我父親的好友。我問這位韓國友人，金基昌先生在韓國究竟有多高的地位多高的知名度？他說和齊白石在中國差不多。談話間我和父親及這位朋友正坐在出租車上，於是，我試探性地問出租車司機是否知道畫家金基昌。司機回答說金基昌先生嗎？那麽有名的畫家，哪個韓國人不知道呢。又說他弟弟也很有名，住在平壤。當我告訴他住在平壤的金基萬是我父親的朋友時，這位司機顯得意外而又驚喜。他把我們送至目的地後，特意從車上下來，向我父親深深地鞠了個躬說，因為您本人就是藝術家，又是我們的大畫家的朋友，所以我向您致意。應該說，這位普通司機和七十年代朝鮮電影裏所表現的韓國人形象是那樣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