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徐悲鴻稱為“500年來一大千”的“花花公子”張大千，一生自詡“十愛”，即“愛美食、愛美酒、愛美女、愛美髯、愛名花、愛奇石、愛怪木、愛古董、愛俊鳥、愛園林”。而觀其一生真正評判他的並不是其動輒拍賣億元甚至以數億元計的水墨潑彩，而是其一生特立自我對其“羽毛”的“聖愛”，並對所謂“真理”的不屑。亂世之中，縱情恣意，唯天地大我，以自然的活法，逍遙在意識的法界之外，並拄以藝術的“拐杖”，揮灑五顏六色的華彩，蒼穹為蓋，大地為席，海洋浮舟，置身事外，如其自愛的須髯，隨風飄逸。當畢加索以超規格的禮儀，擁抱並與其牽手，徜徉在陽光海岸，迎著萬頃碧波的徐徐來風，東西方兩位藝術大師，是那樣的自然和諧，精神抖擻，沒有絲毫的意識形態，是多麽地令無數置身人事的藝術家們羨慕和感歎！自大陸到台灣也隻是待了二十來天，藝術家的嗅覺，有時就是超出直覺的感官。南美洲巴西的桔黃色舞裙，在原始森林環抱的玲瓏莊園，給予一位東方藝術家的是自由的狂放，精神的浪**，人性的自然和對人類美的充分釋放。及至晚年不僅是身體生理機能的疲憊和衰退，而且有精神心靈的慰藉的歸盼，不管是阿根廷的“球”、巴西的“裙”、還是美國的“人”，都無法抵擋一種相思、萬般鄉愁。位於台灣台北的“摩耶精舍”並不隻是收藏了其畢生的珍品和最後的巨卷《廬山圖》，更不是凡身肉體和六十三年胡須的歸葬，應當是借題擁抱佛祖釋迦牟尼之母摩耶夫人的三千大千世界，表達自己曾經世界的豐富多彩和對往生的無限感慨。其詩作“海角天涯鬢已霜，揮毫蘸淚寫滄桑。五洲行遍猶尋勝，萬裏歸遲總戀鄉”，及信中感歎的“世亂如此，會晤無期，奈何奈何”，就是一生的死命心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