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範教育》（1986年第6期）發表了拙文《由“眼光”想到的》。文中立論是很明確的：“教學情況如何是衡量一個教師的主要標準”，教師應首先務好這個“正業”。不期葉水濤同誌有《眼光三失》（見《師範教育》1986年第10期）這樣的誤解。看來有必要做些解釋，兼與葉水濤同誌商榷。
教師以教好學生為本，此為“正業”，其餘皆為“副業”。明乎此，二者當如何擺布？我以為：身為教師理當分清主次，把“正業”置於第一位。翟在科同誌的文章（見《師範教育》1985年第7期）說得好：“處理不好這種關係，學生會腹非，家長可能側目，領導者也難免送來‘白眼’。”倘葉水濤同誌的子女遇到的老師雖不“平庸”，卻不肯首先花最大氣力教好學生，作為家長將有何感？
教師當然應該是一個研究者。不過研究的對象，蘇霍姆林斯基說得是非常明確的，即“研究教學和教育過程的規律，研究具體學科的學術問題，研究兒童心身發展特點”。可見，不是任何領域的研究都可以成為“教育工作的能手”，教師從事的研究工作也不能“不管出在哪個領域”。所以，倘個人的誌趣不在教育，而其所長又在別的領域，那麽，學校“不聘請”，教師“不應聘”，本是順理成章的事，何必“身在首營心在漢”？這裏說不上是否“完人”和掂什麽“份量”，也無所謂“氣度”，而是怎樣更好地人盡其才，既利於局部事業，更利於全局大業的問題。
即使同是心在“曹營”，也職責各異。教師與科教所的專家們的職責就有重要區別，有個首先是實踐者還是理論家的問題。假如老山前線的戰士們不是首先“急功近利”地打好眼前的仗，卻在“貓耳洞”進行軍事基礎理論研究，雖有“戰略家的眼光”，可老山前線將是個什麽樣子？總之，教師首先要研究並教好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