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社是“五四”以後（1921年）成立的一個文學團體，成員有郭沫若、成方吾、鬱達夫、鄭伯奇、田漢、張資平等人，先後創辦了《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月刊》等多種報刊。特別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創造社倡導革命文學，積極進行創作實踐，又增加了馮乃超、彭康、李初梨、朱鏡我等具有革命思想的新成員，在當時推動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影響很大。
魯迅去廣州時曾想和郭沫若合作，希望和創造社聯合起來，共同向舊社會舊勢力展開攻擊。然而，魯迅到了廣州，郭沫若卻去了武漢。現在，魯迅到了上海，再次想起找郭沫若合作一事。正在這時，創造社派代表蔣光慈和鄭伯奇來找魯迅，希望同魯迅合作共同創辦文藝刊物。魯迅自然是欣然同意，並建議將停刊的《創造周刊》複刊，而不必另外現創辦刊物。蔣光慈將魯迅的意見帶回創造社以後，郭沫若很高興並表示讚成。於是，1927年12月3日，在《時事新報》上登出了“《創造周刊》複刊啟事”。
然而，合作尚未能啟動，一場筆戰卻來臨。
幾個剛剛從日本接受激進主義後回國的創造社新成員堅決反對和魯迅合作，他們的理由是魯迅在“四一五”之後沒有馬上離開廣州，沒有馬上和廣州國民黨政府決裂，在廣州滯留半年其態度不堅決不明朗，因此，他們認為魯迅不是可以信賴與合作的人，不能勝任無產階級新文藝革命運動的帶頭人。他們認為在大革命失敗後的今天，在國民黨白色恐怖攏罩下，創造社應以一種新麵目出現，對魯迅這樣一個時過境遷的落伍者，不但不能依靠反而要加以批判。於是，1928年伊始，成仿吾等一夥創造社的“新進分子”開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對魯迅的“錯誤”橫加指責並將魯迅當作對立麵進行批判。更可氣的是，魯迅一心想和郭沫若合作共同對敵，沒想到郭沫若倒與他為敵，化名杜荃也寫了題為《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的文章發表，將魯迅當作“封建餘孽”和“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加以批判。接著，其它文化社團也加入進來，矛頭都指向魯迅，似乎不把魯迅這塊擋路的巨石踢開，文藝革命的隊伍就無法前進了。一時間鬧得文化界烏煙瘴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