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蕪湖時期，《新青年》、《新潮》、《新生活》、《每周評論》、《星期評論》等期刊每期都成捆成捆地寄來，語罕就分給五中進步學生閱讀，並定期組織討論會，交流心得體會。語罕與陳獨秀、胡適、高一涵、李辛白、蔡曉舟等經常通信聯係，討論新文化運動問題。
陳獨秀對安徽的新文化運動有著直接的影響，他曾經對希平和語罕說：“你們在安徽搞地方的，我到北京搞全國的”【注釋1】。
1918年10月，語罕聽說胡適回鄉，便約請他到省立五中作學術報告，胡適也答應了。幾天後語罕突然接到胡適的信，信中說胡適因母喪不能來校演講了。語罕於是寫信給他：“前天接到你的手書，驚悉你猝遭太夫人之喪，不能在蕪小作勾留，使我們沒開化的人聽聽先知先覺的名論，實在惱悶得很！”
還望你節哀順變，為道自重。太夫人泉下有知，當亦含笑。
你從府上什麽時候動身赴京？約計幾日可以抵蕪？務請先期示知，以便歡迎。來時即請下榻赭山：一來可以使我多多聆教；二來蕪湖風景以是校為最，長江千裏，如在幾下者，覽貫之美，千萬不必客氣。此啟，即頌，禮社。【注釋2】
1919年1月，語罕剛離開蕪湖，胡適就來到了五中，為全校師生作了演講。據李宗鄴回憶，胡適談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提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並把在美國所寫的博士論文《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公諸五中師生。同年正月，劉希平接到胡適的來信，信中問候語罕，語罕馬上給胡適寫了一封信：“去年陰曆臘月裏我頭一天離了蕪湖，先生第二天就到了此地，這真叫做‘失之交臂’，實在令我懊惱得很！今天接到你給希平先生的信，蒙你記掛著我，我是很感激的。我回到學校已經好幾天了。我和希平先生在此對於學生處處眼光都注在‘平民的生活’上，極力反對官僚主義，但都對於學生時常的談及政治，因為‘政治’這種學理在現代國家社會裏麵，我們一般人萬不能不研究他；更萬不能不教學生曉得國家社會的起源和組織的成分，以及我們人類對於國家社會民族何等地位。所以先生的‘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話，我和希平先生皆未敢絕對讚同；因為現在中國鬧得亂七八糟，是杜甫所說‘白狐跳梁黃狐立’的時候。政治若想它有之望，還全仗著我們以教育做生活的人常常對著一般青年談談，才有打破軍閥政治官僚政治的之一日。所以我和希平先生極端讚成先生二十年不入政界，卻希望先生永遠做一個政治學者、哲學者，時常發表政治的談話，做一般青年的指導。”【注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