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4月20日，蔣介石在宴請退出第一軍的黨代表及官長席上特別指出，政治主任教官高語罕在黃埔軍校裏“每次演講，有形無形之間，詆毀本校不革命的言論是公開的，大家知道，不必我說了”，“他的用心，先暗示一班同誌，對我失了信仰”。【注釋1】
5月25日，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發表整理黨務宣言，國民黨中央秘書處書記長劉伯垂、組織部長譚平山、宣傳部長毛澤東、農民部長林伯渠辭職。
同日，上海《申報》刊載了蔣介石關於中山艦事件的演說。“中共要人高語罕自上海致書蔣中正（介石）自辯，否認詆毀中傷之語”【注釋2】。
語罕在信中說，從廣州回到上海後，即想寫一長信給蔣介石，但又想事實必定會替他解釋的，多言何益？所以一直沉默著！現在既然見著蔣介石的演講，便要辯一下：“曾記三月二十日事變以後，我在汪精衛先生家會見先生，當時很誠懇的對先生表示我們始終信服先生的態度，先生若果真以同誌相待，應該開導我或者是見我有什麽不對，更應當聲色俱厲的責罰我，使我好曉得改過，先生卻很平和的輕輕的答道‘沒有什麽！沒有什麽！’”
為什麽現在竟加我以‘詆毀中傷’‘有旁的用意’的罪名？我說到這裏，不禁身上打了幾個寒戰，連聲說道：‘好險哪！好險！’假使有人要問先生：‘你這豈不是不教而誅麽？’豈不是像鄭莊公一樣，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的態度一樣麽？先生其何以自解？
先生！老子娘生下我來，就是這副骨頭！性子戇直，心直口快，但是我卻有一個好處：曉得一個人，尤其是一個革命黨人，若是自己不能受人批評，不能公開的承認自己的過失，甚至還去文過飾非，那便是自絕他的政治生命，所以無論何人，凡於人家批評我，指摘我的，我都很樂於接受。今天看見責備我的話，雖然不合事實，但就先生‘應該先拿同誌資格來規戒責罰’我的那句話，我已經感奮得了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