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大學西北角有一所花園，園內栽種了很多枇杷樹，“晚翠”是從千字文“枇杷晚翠”摘下來的。月亮門的門額上刻了“晚翠園”三個大字，是胡小石寫的，很蒼勁。胡小石當時在重慶中央大學教書。雲大校長熊慶來和他是至交，把他請到昆明來，在雲大住了一些時。胡小石在雲大、昆明寫了不少字。當時正值昆明開展捕鼠運動，胡小石請有關當局給他拔了很多老鼠胡子，做了一束鼠須筆，準備帶到重慶去，自用、送人。鼠須筆我從書上看到過，不想有人真用鼠須為筆。這三個字不知是不是鼠須筆所書。晚翠園除枇杷外，其他花木少，很幽靜。雲大中文係有幾個同學搞了一個曲社，活動（拍曲子、開曲會）多半在這裏借用一個小教室，擺兩張乒乓球桌，二三十張椅子，曲友畢集，就拍起曲子來。
曲社的策劃人實為陶光（字重華），有兩個雲大中文係同學為其助手，管石印曲譜、借教室、打開水等雜務。陶光是西南聯大中文係教員，教“大一國文”的作文。“大一國文”各係大一學生必修。聯大的大一國文課有一些和別的大學不同的特點。一是課文的選擇。《詩經》選了“關關雎鳩”，好像是照顧麵子。楚辭選《九歌》，不選《離騷》，大概因為《離騷》太長了。《論語》選“冉有公西華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不僅是訓練學生的文字表達能力，這種重個性、輕利祿、瀟灑自如的人生態度，對於聯大學生的思想素質的形成，有很大的關係，這段文章的影響是很深遠的。聯大學生為人處世不俗，誇大一點說，是因為讀了這樣的文章。這是真正的教育作用，也是選文的教授的用心所在。
魏晉不選庾信、鮑照，除了陶淵明，用相當多篇幅選了《世說新語》，這和選“冉有公西華侍坐”，其用意有相通處。唐人文選柳宗元《永州八記》而舍韓愈。宋文突出地全錄了李易安的《金石錄後序》。這實在是一篇極好的文章，聲情並茂。到現在為止，對李清照，她的詞，她的這篇《金石錄後序》還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她在文學史上的位置還沒有擺準，偏低了。這是不公平的。古人的作品也和今人的作品一樣，其遭際有幸有不幸，說不清是什麽原故。白話文部分的特點就更鮮明了。魯迅當然是要選的，哪一派也得承認魯迅，但選的不是《阿Q正傳》而是《示眾》，可謂獨具隻眼。選了林徽音的《窗子以外》、丁西林的《一隻馬蜂》（也許是《壓迫》）。林徽音的小說進入大學國文課本，不但當時有人議論紛紛，直到今天，接近二十一世紀了，恐怕仍為一些鐵杆左派（也可稱之為“左霸”，現在不是什麽最好的東西都稱為“霸”麽）所反對，所不容。但我卻從這一篇小說知道小說有這種寫法，知道什麽是“意識流”，擴大了我的文學視野。“大一國文”課的另一個特點是教課文和教作文的是兩個人。教課文的是教授、副教授，教作文的是講師、教員、助教。為什麽要這樣分開，我至今不知道是什麽道理。我的作文課是陶重華先生教的。他當時大概是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