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子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芷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春秋左傳》裏有這麽一個故事，衛國攻打齊國失敗，得到仲叔的援救才幸免於難，為此，衛侯打算贈給仲叔一些城邑，仲叔不要，轉而請求得到諸侯才能使用的三麵懸掛的樂器，並希望能像諸侯那樣用繁纓裝飾馬匹以朝見，衛侯答應了。
孔子聽說了這件事，便發表議論道：“這樣做真可惜呀，還不如多給他城邑呢！”為什麽呢？孔子接著說：“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子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芷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
在孔子的管理思想中，“義以生利”的思想幾乎貫穿在他整個行為管理的全過程之中，他深刻地認識到了世俗世界的物質價值的創造之源是人的精神價值，即精神價值創造物質價值，精神價值製約物質價值。因此，他教導人們在認識上要“見利思義”，在行為上要“取之有義”，在實際效果上要“先義後利”，在價值上要“重義輕利”。
在這樣的價值判斷基礎上，他論斷：“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因此，在財富麵前，人人都想得到，但追求精神價值的君子不會苟且地去獲得；在災難麵前，人人都想逃脫，但君子不會苟且地企圖逃脫。有道行的君子，在分配財物的時候，他們著意推讓，這些都是“見利思義”的表現。在本書的後麵，我們還會分析到當代企業家柳傳誌在這方麵的所做所行。
作為商人就要謀求更大的利潤，但孔子卻提倡“義以為上”的義利觀，完全超出了“金錢至上”的西方價值觀，成為中國商人獨特的管理價值論。
義以為上，是一個內涵極為豐富的命題，既包括行為準則上的“見利思義”（或“取之有義”），也包括價值判斷上的“先義後利”和“以義克利”。這一“義以為上”的命題，為現代儒商提供了正確的價值取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