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孟子·公孫醜上》）
譯：天下太平就出來做官，天下混亂就隱居不出，伯夷就是這樣的人。任何君主都去服事，任何百姓都去治理；天下太平出來做官，天下混亂也出來做官，伊尹就是這樣的人。有機會做官就做官，該辭職時就辭職，能長久做就長久做，要馬上走就馬上走，孔子就是這樣的人。
國家政治清明時才出來做官，這時自己的才能才會有完全發揮的餘地，於國、於民都會大有益處，在國家政治黑暗時就應當“歸隱”，否則即使自己以身殉國，仍然於事無補，這也可以看做是一種逆“天命”而為的文人意氣之舉，結果都難逃悲慘命運，而孔子則有機會做官就做官，該辭職時就辭職，實在是洞悉局勢的明智之舉，出仕者當學孔子，該進時進，該退時則退。
進退之間，最難抉擇。由於形勢的變化，也許原來一直求“進”並已得益於“進”的你，這時反而當求“退”了。否則將大禍臨頭，反受其害。這方麵的例子固然很多，但範蠡與文種的故事則最能給人們啟迪。越滅吳以後，在賀台之上大擺宴席，招待各位臣下。宴席間，群情甚是歡洽。實現了滅吳複國的大計，本來是件值得高興的事，但越王勾踐卻神態反常，麵無喜色。範蠡私下感歎道：“大王不想歸功臣下，這就打開了懷疑猜忌的大門，有功之臣又該倒黴了。大王的為人，可以和他共患難，而不可以共享安樂呀！”次日，範蠡入見越王，要求辭行，勾踐好言相勸，再三挽留也不成。第二天召見範蠡，範蠡已不辭而去了。後來，範蠡經商，致富後就周濟親朋，曾三致千金。曆史上稱他為“陶朱公”。範蠡不辭而別，大夫文種覺得事情不妙，也抱病不朝。越王一向知道，文種的智謀才幹遠在眾人之上，滅吳後，沒有派上用場，大有英雄無用武之地之慨，唯恐有朝一日鬧起亂子來，沒有辦法製服他，所以早就想拔掉這顆釘子，卻又苦於找不到合適的借口。